随着美国与伊朗冲突持续升级，白宫正紧急寻求各种政策工具，以压制迅速飙升的能源价格与潜在经济冲击。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考虑指示美国石油公司与航运企业，准备应对可能暂时豁免《琼斯法案》（Jones Act）的情况。这项已有百年历史的法律规定，美国港口之间运输货物必须使用在美国建造、悬挂美国国旗且大多由美国企业拥有的船只。由于符合条件的油轮数量有限，该法案长期限制了燃料在美国境内的运输效率。若政府决定暂时豁免，外国船舶将可在美国港口之间运输燃料，从而降低航运成本并加快燃料配送速度，以缓解战争导致的能源价格飙升压力。

白宫发言人莱维特（Katherine Leavitt）证实政府确实正在考虑这项措施，但强调尚未做出最终决定。历史上，美国政府仅在极少数情况下暂时豁免《琼斯法案》，通常是在重大灾害导致能源供应中断时，例如2017年飓风哈维与玛丽亚袭击墨西哥湾沿岸后，国土安全部曾允许外国船只在美国港口之间运输燃料，以缓解燃料短缺。如今，白宫重新考虑类似措施，显示政府已将能源价格上升，视为伊朗战争最迫切的经济威胁之一。

除了国内能源调配措施，特朗普政府也在尝试稳定波斯湾航运。特朗普日前在社群媒体发文，命令联邦政府为所有通过波斯湾与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贸易，提供政治风险保险与金融保障，尤其是能源运输。他并表示，若情势需要，美国海军将开始护送油轮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确保全球能源供应的自由流动。特朗普在白宫表示：“无论如何，美国都会确保全球能源自由流动。”

然而，战场上的不确定性仍持续对全球能源市场造成冲击。霍尔木兹海峡位于伊朗南部与阿曼之间，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承担约五分之一的全球石油与液化天然气运输量。战争爆发后，伊朗被指试图在海峡布设水雷并攻击油轮，美军则在附近海域击沉多艘伊朗船只，包括十多艘布雷船。航运监测数据显示，冲突初期海峡船舶流量一度骤降七成，部分时间甚至接近停滞。随着伊朗威胁攻击商船，多艘油轮与货船被迫滞留或改道，全球航运保险费与运输成本迅速飙升。

能源市场因此出现剧烈波动。本周四，美国西德州中级原油期货价格上涨超过4%，收于每桶约87美元，全球基准布伦特原油则升至接近92美元。即使国际能源署宣布将释放4亿桶战略储备石油，这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储备释放，显示出市场仍未完全消化战争带来的供应风险。部分伊朗官员甚至警告，如果冲突持续升级，油价可能突破每桶200美元。

能源价格的剧烈波动迅速反映在金融市场。美国股市周四在战争消息影响下出现震荡，道琼指数收跌逾700点；标普500指数及那斯达克指数也大幅下跌，而油价反触及2022年以来最高点。

投资人一方面评估冲突对能源供应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在重新计算全球经济成长与企业盈利前景。位于西雅图的金融与投资顾问公司Laird Norton Wetherby首席投资官阿尔巴哈里（Ron Albahary）告诉美国媒体CNBC：“市场正在思考这场冲突的出口在哪里。双方都态度强硬，短期内很难看到一个正面的结局。”

能源冲击对美国经济的影响首先体现在汽油价格上。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全国平均油价已升至每加仑约3.20美元，短短一个月内上涨约22%。部分分析师认为，如果战事持续并进一步扰乱海峡航运，美国油价可能在未来几周逼近每加仑4美元。对普通美国家庭而言，油价上涨意味着每周加油成本立即增加，而更大的影响则来自运输与物流成本的全面上升。

穆迪分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赞迪（Mark Zandi）向美国ABC新闻表示，石油价格是连接战争与经济的核心渠道。他表示：“每个人每周都要加油一次或两次，他们会付更多钱。但影响不止于此。机票会更贵，因为航空公司要支付更高的航油成本；食品价格也会上涨，因为食品是透过卡车运输到商店的。”赞迪估算，每当油价上升10美元，美国整体通膨率可能增加约0.15个百分点。

这对正在试图控制通膨的美国经济而言，无疑是一项重大挑战。最新数据显示，美国2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为2.4%，已接近联准会2%的通膨目标。然而能源价格上升可能打断通膨降温的趋势。高盛经济学家预测，如果油价在短期内维持接近每桶100美元，美国2026年通膨率可能升至约2.9%；若油价升至110美元并持续一段时间，通膨率甚至可能达到3.3%。

通膨压力同时也威胁经济成长。美国经济在2025年第四季年化成长率仅为1.4%，较前一季4.4%的强劲成长显著放缓。经济顾问公司EY-Parthenon首席经济学家达科（Gregory Daco）认为，如果冲突只是短暂事件，对经济成长的影响可能有限；但若冲突持续数月，经济成长率可能被削减一半以上。牛津经济研究院甚至模拟了一个更极端情境：若油价在两个月内平均达到140美元，欧洲、日本与英国可能陷入经济衰退，而美国经济也将接近停滞。

联准会因此面临典型的政策困境。一方面，高油价可能推高通膨，使央行难以降息；另一方面，能源冲击又可能拖慢经济与就业成长，使政策制定者面临刺激经济的压力。赞迪表示：“联准会已经非常关注通膨，而这场战争会让他们更不愿意降息。但如果经济放缓与失业上升，他们最终可能不得不转向降息。这是一个两难局面。”

尽管如此，美国经济相较欧洲与亚洲仍具一定缓冲能力。美国本土石油产量较高，中东石油仅占美国石油消费约2%。然而由于石油是全球市场商品，即使美国直接依赖程度较低，全球价格上升仍会影响国内市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中断不仅影响石油，也涉及液化天然气、化肥原料、铝与钢等重要商品，供应链冲击可能逐步扩散到制造业与农业。

战争同时也对特朗普的政治与经济叙事构成考验。特朗普在竞选与执政期间多次强调自己能为美国带来“经济黄金时代”，并以低油价与股市高点作为重要政绩。然而随着战争爆发，股市波动加剧，油价与汽油价格迅速上升。这意味着美国民众的实际购买力正在下降，而距离国会选举仅剩数月，经济压力可能成为政治焦点。

特朗普仍试图保持乐观。他周三在对肯塔基州与俄亥俄州选民演说时表示：“等到年底，你们会看到就业数字。我们只是进行了一次小旅行，去清除一些非常邪恶的人。”他同时预测油价将在战争结束后迅速下降。然而情报评估显示伊朗政权短期内并未接近崩溃，冲突持续时间仍高度不确定。

在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持续升级之际，由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5日以212票赞成、219票反对，否决一项限制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战争权力的决议案。前一天，参议院也以53票对47票否决类似提案。两院接连未能通过限制措施，意味着国会在政治上实质默许特朗普政府继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即便多项民调显示多数美国民众反对这场冲突。

这项《战争权力决议案》原本要求白宫，在持续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取得国会授权，或由国会正式宣战。然而在党派高度对立的国会氛围下，该提案最终未能跨越政治分歧。支持者警告，美国正逐步滑向一场未经国会批准的战争；反对者则认为，总统作为三军统帅有责任在威胁迫近时迅速采取行动。

除肯塔基州共和党众议员马西（Thomas Massie）与俄亥俄州共和党众议员戴维森（Warren Davidson）倒戈支持外，几乎所有共和党议员都站在白宫一边，反对限制总统的军事权力。

该决议案由马西与加州民主党众议员卡纳（Ro Khanna）跨党派提出。两人主张，美国宪法已明确规定宣战权属于国会，若特朗普政府希望继续对伊朗作战，就应正式向国会寻求授权。

决议案文本规定，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美军必须停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支持者将其视为恢复国会战争权力的重要一步，但在共和党占多数的众议院中未能成功。

马西在投票前已预料到结果。他坦言提案可能失败，但认为这场辩论本身具有象征意义。他对媒体表示：“一场战争永远不会比第一天更受欢迎。我认为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对这场战争的热情会下降。”马西进一步指出：“当这场战争的真实代价逐渐被看见并不断累积时，将会有更多人支持结束它。”

目前，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的联合军事行动已持续数日。根据官方数据，冲突已造成6名美军士兵死亡，五角大楼也警告未来可能出现更多伤亡。

这场军事行动始于上周末，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境内目标展开大规模空袭，并在行动中击杀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Ali Khamenei）。特朗普在宣布攻击时曾表示，这是为了阻止伊朗发展核武与弹道导弹能力。他当时承认战争可能带来伤亡：“勇敢的美国英雄可能会失去生命，我们可能会出现伤亡。这在战争中经常发生。”

一些法律与军事专家指出，美军士兵已经在冲突中阵亡，且总统公开宣称试图摧毁伊朗政权，这些条件已构成“完整意义上的战争”。

民主党领袖强烈批评，特朗普政府在未获国会批准情况下发动战争。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杰弗里斯（Hakeem Jeffries）在记者会上，指责共和党与特朗普，将美国拖入中东冲突，同时忽视国内经济问题。他表示：“特朗普和共和党人把美国扔进了另一场无休止的中东冲突，花费数十亿美元轰炸伊朗，但却没有专注于降低美国家庭的食品、医疗和住房成本。”

共和党则坚称特朗普的行动是必要的防御措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佛罗里达州共和党人马斯特（Brian Mast）表示，总统是在应对“迫在眉睫的威胁”。他说：“防卫自己是一种选择。并不是每个人都会这样做。有些人不去防卫自己，而是缩在角落里哭泣。”他并赞扬特朗普：“我要再次感谢特朗普总统保卫美国免于一个迫在眉睫的威胁，一个其他任何总统都没有勇气面对的威胁。”

白宫官员则称，伊朗的弹道导弹能力与核计划，对美国及其盟友构成直接威胁，因此美国有必要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

然而民意与国会投票结果之间出现明显落差。路透社与益普索联合发布的民调显示，只有约四分之一美国人支持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约一半受访者认为特朗普过于倾向使用军事力量。

维吉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凯恩（Tim Kaine）表示，特朗普政府持续升级军事行动而未寻求国会批准，显示其试图绕过宪法。

此次争议也重新引发美国长期存在的宪法问题：究竟谁拥有发动战争的权力。

根据宪法，军队向总统报告。但宪法也赋予国会监督权。美国宪法第一条赋予国会宣战权；而第二条则规定总统是军队总司令。 1973年越战期间通过的《战争权力决议》试图限制总统权力，要求在未经授权的军事行动中60天内取得国会批准。

然而在过去数十年中，无论民主党或共和党总统，都曾在未取得正式授权的情况下发动军事行动。从韩战、越战到利比亚与伊拉克战争，美国军事介入往往先行动、再寻求政治支持。

军事历史学家曼苏尔（Peter Mansoor）向美国媒体PBS表示，宪法原本设计让两个政府分支共同掌握战争权力，初衷是让国会成为权力最大的部门，但天平早已向总统倾斜。他表示：“宪法把战争权力交给两个政府部门。但这个钟摆已经向行政部门摆动。”

法律专家普遍认为，即便有人就战争合法性提出诉讼，美国法院也不太可能介入。美国乔治城大学法学教授弗拉德克（Stephen I. Vladeck）在一篇分析中写道，过去数十年中，法院多次以“政治问题”为由，拒绝审理总统是否越权使用军事力量的案件。这意味着，在制度上能真正限制总统军事权力的机构，几乎只剩下国会。但在当前国会由共和党控制的情况下，限制特朗普的可能性极低。

曾在前总统布希（ George W. Bush）政府担任白宫道德律师的佩恩特（Richard Painter）告诉《今日美国报》（USA TODAY），美国可能正滑向一种“强权即正义”的战争决策模式。他表示：“我们正在迅速走向一种以实力决定战争权力的世界观。”

尽管目前国会未能限制特朗普政府，但分析人士指出，未来仍存在变数。其中一个关键节点是2026年11月的中期选举。如果民主党重新控制众议院或参议院，他们可能利用预算权限制军事行动，例如拒绝批准新的国防开支。

同时，随着战争时间拉长与伤亡增加，美国民意可能逐渐转向。历史上越战与伊拉克战争均出现类似情况。

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26日接受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闭门取证时明确表示，她对已故性侵案富商爱泼斯坦（Jeffrey Epstein）及其同伙麦克斯韦（Ghislaine Maxwell）的犯罪行为“毫不知情”，并强烈批评共和党主导的调查具有党派动机。

听证过程一度因共和党籍众议员博伯特（Lauren Boebert）向保守派网红外流现场照片而中断，引发程序争议。希拉里随后再度要求将作证全程对媒体公开，但遭委员会拒绝。

克林顿夫妇最初拒绝作证，声称调查是出于政治动机。在众议院表示准备进行两党投票，以藐视法庭罪名起诉他们之后，他们最终同意出庭。

希拉里在开场声明中表示：“我对他们的犯罪行为一无所知。我不记得曾经遇见过爱泼斯坦。我从未搭乘过他的飞机，也没有造访过他的岛屿住所或办公室。” 并称没有任何可协助委员会调查的新资讯。

她进一步抨击共和党人强制她与丈夫出席作证，是为了掩盖现任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与爱泼斯坦之间的关联。 “你们明知我没有任何能够协助调查的知情内容，却仍强迫我作证，目的是转移外界对特朗普总统行为的关注，并在外界要求给出答案之际替他掩护。”她并质疑，若委员会真正想查明真相，就应“在宣誓之下直接询问特朗普，关于他在爱泼斯坦档案中出现数以万计次数的情况。”

特朗普方面从未被控与爱泼斯坦相关犯罪，并多次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但民主党籍委员会成员指出，既然国会已为传唤前总统开启先例，就应同样要求现任总统到场宣誓作证。

质询进行至当地时间下午约1时，一张希拉里在会议室内的照片突然出现在保守派评论员社群帐号上。该帐号持有人约翰逊（Benny Johnson）声称照片由博伯特提供，并配文称这是“希拉里首次在宣誓之下就爱泼斯坦问题回答真正的质询。”此举被指违反委员会闭门质询不得拍照的规定，听证因此短暂中止。

委员会最高民主党成员加西亚（Robert Garcia）痛批此举“完全违反规则”，要求应有“相应的后果”。博伯特则反驳称照片拍摄于正式质询开始前，并表示保守派评论员“班尼没有做错任何事。质询继续进行。”最终听证在约半小时后恢复，但是否对博伯特采取惩处仍未明朗。

监督委员会主席科默（James Comer）在会前对媒体表示，此举并非“党派猎巫”，而是获得跨党派支持的动议。 “没有人指控克林顿夫妇有任何不当行为，但我们正试图理解许多关于爱泼斯坦如何运作的问题。”他强调，调查重点包括爱泼斯坦如何累积庞大财富、是否与任何政府存在特殊关系，以及他如何接触众多政商名流。

科默透露，质询将全程录影，并在律师审阅后公布逐字稿与影像。 “这将会是一段很长的录影，也是一场很长的质询。”他形容希拉里当天的作证过程“会很长”，而比尔·克林顿的质询“会更长。”

比尔·克林顿发言人于 2019 年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这位前总统在 2002 年和 2003 年，曾4次乘坐爱泼斯坦的飞机进行国际旅行，但“每次行程都有特勤局人员在场”。另外，麦克斯韦2021年因联邦性交易罪名成立，被判20年徒刑。她曾在接受司法部访谈时表示：“克林顿总统是我的朋友，而不是爱泼斯坦的朋友。”并称从未见过克林顿或特朗普有不当行为。她也承认曾出席2010年克林顿女儿切尔西婚礼，以及2013年克林顿全球倡议活动。

对克林顿夫妇而言，这场风暴唤起上世纪90年代的政治记忆。比尔·克林顿曾于1998年因与白宫实习生莱温斯基（Monica Lewinsky）丑闻遭弹劾审判；希拉里则在2015年就班加西事件接受长达11小时国会质询。多次政治危机中，两人皆以强硬反击与舆论操作成功突围。

然而时局已变。部分民主党新生代议员此次并未全力护航，先前更有9名民主党人与共和党联手推动藐视国会程序。保守派舆论圈则将此案视为“终结克林顿时代”的机会。

与此同时，特朗普近日罕见表示，他对有人“追着比尔·克林顿不放”感到困扰，并称希拉里是“一位非常有能力的女性。”分析指出，在爱泼斯坦档案仍有数百万页文件未公开的背景下，任何政党都可能因更多揭露而承受冲击。

国会监督委员会表示，未来数日内将公布两人的完整逐字稿与影像。外界关注，比尔·克林顿作证是否涉及更多细节，以及民主党是否正式提案要求特朗普同样宣誓作证。英国近期逮捕了安德鲁王子和前驻美大使曼德尔森（Peter Mandelson），因为两人涉嫌与爱泼斯坦有关联。

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在华盛顿高调召开“和平委员会”首次峰会，宣示为加沙重建筹得70亿美元、再由美国加码100亿美元，并抛出未来10天内，将决定是否对伊朗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强硬讯号。

这场在华盛顿举行、集结近50国代表的会议，不仅是加沙停火后的重大外交动作，更在国际秩序、联合国角色、中东安全与巴勒斯坦代表性等议题上掀起层层风浪。特朗普将其形容为“也许是我们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天”，并称这是他第二任期以“和平”为核心的标志性工程；但支持与质疑声浪同时升高，显示这个新机制从诞生之初就站在风口浪尖。

特朗普在近一小时的开场演说中宣布，已有9个成员国承诺合计70亿美元投入加沙人道与重建；美国将再投入100亿美元支持“和平委员会”在全球冲突热点的行动。他强调，这笔钱“听起来很多，但只相当于两周战争的成本，是非常小的数字”。然而，白宫未说明资金来源与是否经国会批准，透明度疑虑随即浮现。

与会名单横跨欧亚非与中东。 27国正式加入，包括阿尔巴尼亚、阿根廷、亚美尼亚、亚塞拜然、巴林、保加利亚、柬埔寨、埃及、萨尔瓦多、匈牙利、印尼、以色列、约旦、哈萨克、科索沃、科威特、蒙古、摩洛哥、巴基斯坦、巴拉圭、卡达、沙特阿拉伯、土耳其、阿联酋、乌兹别克、越南等；另有欧盟、韩国等多个国家以观察员身分出席。匈牙利总理与阿根廷总统亲自到场。国际足总主席宣布提供逾7,500万美元，用于加沙足球设施建设。

特朗普将委员会定位为“史上最具声望的董事会”，称成员“能做出许多人无法想像的事”。他更直言，这个机制“几乎会在联合国之上看着它，确保它运作得当”，同时又强调将与联合国“非常密切合作”。这种“监督而非取代”的表述，成为第一波风浪的源头。

部分美国盟友对“和平委员会”可能削弱联合国权威深感忧虑。英国、法国、挪威、瑞典等未加入成员行列；欧盟仅派专员与会并表明不会加入。法国外交部发言人周四表示，法国对欧盟委员会派遣官员前往和平委员会感到惊讶，称该官员没有代表成员国的授权。此前，为配合华盛顿会议，联合国安理会一场加沙会议甚至调整时间。

对特朗普而言，这场博弈不只是加沙，更是国际秩序的叙事权之争。自冷战后，联合国在维和与冲突调解上扮演核心角色；如今一个由美国总统亲自主持、强调资金与军事部署能力的新机制横空出世，势必改变部分国家对多边主义的依赖结构。支持者认为，委员会以“任务导向＋资金到位”的效率取胜；反对者则警惕，若决策集中于少数政治盟友与资本力量，可能侵蚀既有的国际法框架。

会议播放视频提出三年内优先重建加沙南部拉法，并打造连接埃及、以色列、约旦、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延伸至印度与欧洲的“门户”通道；10年愿景是“加沙自我治理、融入区域、产业繁荣、人人有房”。巴勒斯坦人沙阿斯（Ali Shaath）以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负责人身分出席，坦言“大片区域已被摧毁，人道需求极为迫切”，且运作环境“远未恢复正常”。

安全设计是计划核心。 60天内将训练并部署5,000名“过渡性”巴勒斯坦警察；另由约2万名士兵与1.2万名警力组成的“国际稳定部队”，担任以色列与哈玛斯之间的缓冲。印尼、摩洛哥、哈萨克、科索沃、阿尔巴尼亚等承诺派兵。摩洛哥还表示可设立“军事野战医院”并推动“去激进化”计划。

然而，重建资金优先投入以色列军方控制区域，而非目前巴勒斯坦民众聚居的狭长海岸地带，这一安排引发第二波风浪：谁决定资源流向？是否会固化现有控制格局？

停火仍然脆弱。自去年10月在特朗普斡旋下达成停火以来，局势大致维持，但空袭与冲突并未结束。以色列外交部强调，必须拆除哈玛斯武器、地下隧道与军事基础设施，并终止“仇恨灌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要求哈玛斯交出包括轻武器在内的全部武器，否则将恢复全面军事行动。这项“去武装化”既是协议关键，也是最难跨越的障碍。

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私下表示：“我们对去武装化的挑战没有任何幻想，但调解方回报让我们受到鼓舞。”特朗普则称，“当我上任时，加沙战火正盛。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他承认仍有“零星火焰”，但强调停火促成人质释放。若60天期限内无法达标，整套蓝图可能瞬间失去支点。

尽管加沙是议题核心，“和平委员会”却没有正式巴勒斯坦代表。宗教与人权界批评此举形同“由他人替巴勒斯坦人作决定”。巴勒斯坦总统顾问形容这是一种“在任何情况下都拒绝的临时安排”，但在现实中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当以色列已加入成员，而巴勒斯坦未获对等席位，第三波风浪直指机制的政治正当性。

商界声音为会议增添另一层张力。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执行长罗文（Marc Rowan）称，加沙海岸线“至少价值500亿美元”，整个地区“有1,150亿美元的价值等待被解锁与融资”。这种以资本市场语汇描绘战后重建的叙事，让支持者看到资金动员的可能，也让批评者担心公共利益与在地社群需求，会被投资回报逻辑取代。

特朗普同时宣布任命女婿库什纳（Jared Kushner）为特别和平特使，与威特科夫（Steven Witkoff）并肩推动新协议。库什纳表示：“我们无法改变过去，但如果专注并以正确方式行事，或许能改变未来。”他强调跨宗教、跨国界合作的必要。这种“私部门式”整合外交与资本的模式，正是特朗普试图输出的治理样板。

在峰会尾声，特朗普为可能的对伊行动留下伏笔，称若伊朗未能达成“有意义”的核协议，“坏事将会发生”，“你们大概会在接下来10天内知道”。和平峰会与军事威吓同台上演，构成第四波风浪：中东是否会在加沙脆弱停火之外，再度因伊朗问题升温？

特朗普“和平委员会”掀起的风浪，至少体现在4个层面：其一，对联合国角色的再定位与多边秩序的竞逐；其二，加沙重建资源分配与安全架构的可行性；其三，巴勒斯坦代表性与政治合法性；其四，伊朗因素对整体区域安全的牵动。宏大承诺与华丽愿景，必须穿越资金透明、军事部署、去武装化与在地民意等重重关卡。

在华盛顿的镁光灯下，特朗普把这场峰会塑造成个人政治遗产的里程碑。但真正的考验不在会场，而在加沙的废墟与帐篷之间。当资金能否到位、部队能否成形、武器能否缴交、人民能否参与决策，都还是问号时，这个新生机制既可能成为突破僵局的催化剂，也可能在国际秩序的拉锯中被风浪吞没。和平已被端上谈判桌，接下来，是把愿景变成现实的漫长工程。

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本周四正式撤销2009年由环保署发布、认定温室气体危害公共健康与福祉的“危害认定”（endangerment finding），一举动摇联邦气候监管的法律根基，形同拔除《清洁空气法》之下几乎所有减排规范的支柱。这项决定被白宫形容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放松监管行动”，却也被环保团体痛批为，“对公共健康与气候安全最具破坏性的倒退”。

特朗普在白宫与环保署署长泽尔丁（Lee Zeldin）同台宣布时，他直言这是“迄今为止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放松监管行动”，并称危害认定是“史上最大的骗局之一”，“毫无事实或法律基础”。他强调，化石燃料“在几代人以来拯救了数百万生命，让全球数十亿人脱离贫困”。泽尔丁则将危害认定称为“联邦监管越权的圣杯”，宣示“危害认定至此被消除”。

白宫发言人莱维特（Karoline Leavitt）表示，特朗普将与泽尔丁共同“正式完成对2009年奥巴马时期危害认定的撤销”，并称此举“有助于降低新车成本，让美国家庭负担得起生活”。

危害认定源于2009年奥巴马政府时期，时任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领导下的环保署依据科学证据裁定，二氧化碳、甲烷等六种温室气体对公共健康与福祉构成威胁。该认定成为《清洁空气法》下所有温室气体排放标准的法律前提，涵盖汽车与轻型卡车尾气标准、燃煤与燃气电厂排放规范，以及石油与天然气设施的甲烷限制。

此次撤销意味着，针对轻型、中型与重型车辆的温室气体排放标准将被全面废止；对发电厂与油气设施的气候规范也面临瓦解风险。专家指出，若危害认定不复存在，环保署将难以依据《清洁空气法》第202(a)条对机动车排放制定标准，等同抽空联邦政府规范温室气体的法源基础。

危害认定的诞生，与2007年美国最高法院在麻州诉环保署（Massachusetts v. EPA）案中的裁决密切相关。当时法院认定，温室气体属于《清洁空气法》定义下的空气污染物，若被认定对公共健康构成威胁，环保署即有义务加以规范。此后多年，各级法院多次驳回对危害认定的挑战，包括2023年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的裁定。

因此，特朗普政府此番撤销，几乎确定将引发新一轮司法大战。法律专家指出，环保署快速推动撤销程序，可能意在让案件尽早进入最高法院审理；在保守派占多数的最高法院架构下，不排除对联邦监管权限作出更大幅度限缩。

民主党参议院领袖舒默（Chuck Schumer）批评这是“对大型石油公司的腐败馈赠”，“从圣地牙哥到缅因州波特兰，从西雅图到迈阿密，每一个社区都将承担后果”。他警告，极端天气加剧将冲击房市与保险市场稳定。

麻州民主党参议员马基（Ed Markey）批评此举是“现金换政策”，“你给我们现金，我们搬走所有环境保护”。

周三，气候领袖们聚集在环保署总部外，谴责特朗普政府计划废除所有联邦气候法规所依据的法律裁决，并承诺将反对这项倒退行为，更直言“这是赤裸裸的政治腐败”。包括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地球正义组织和塞拉俱乐部在内的环保非营利组织承诺，将就即将出台的政策倒退措施提起诉讼。

哈佛大学环境与能源法计划主任弗里曼（Jody Freeman）告诉《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政府这次不是“削弱规则”，而是“试图让联邦政府彻底退出气候监管业务”。

在具体政策层面，泽尔丁与运输部长达菲（Sean Duffy）已着手大幅缩减汽车尾气排放限制。拜登政府时期的规则原意，在鼓励车厂加速转向电动车生产，因交通部门是美国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来源。环保署并宣布，将对拜登时期的汽车与轻型卡车温室气体规则提出两年延期。

泽尔丁表示，过去的规范“导致数兆美元的监管成本，扼杀包括美国汽车业在内的整个产业部门”，并称民主党政府“用危害认定强行推动左翼气候政策与电动车命令，冲击消费者选择与可负担性”。他强调，“不再会对车厂施压，迫使其车队转向电动车”。

此外，特朗普政府也计划废除针对发电厂的气候规范，并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国防部增加对燃煤发电的采购。莱维特称“清洁、美丽的煤炭”正“压低全国电价”。

与白宫说法相反，科学界普遍认为，人类活动尤其是燃烧化石燃料，正加剧极端高温、强烈风暴、干旱与海平面上升。气候科学家豪斯法瑟（Zeke Hausfather）在社群平台上指出：“今天对人为气候变迁的科学理解，比2009年更为强大。特朗普政府撤销危害认定没有科学基础。”

奥巴马亦在社群平台发文批评，撤销行动将让美国人“更不安全、更不健康，也更无力对抗气候变迁，只为让化石燃料产业赚更多钱”。

前环保署署长、拜登政府白宫气候顾问麦卡锡（Gina McCarthy）直言，现任环保署“宁愿在法庭上替化石燃料产业辩护，也不愿保护人民免受污染与气候冲击”。

医界同样发出警告。医师帕特尔（Lisa Patel）告诉美联社，撤销后她“将在急诊室看到更多哮喘发作的孩子与早产婴儿”，同僚则会“看到更多心脏病与癌症患者”。研究显示，空气污染每年在美国造成约10万人过早死亡。

然而，保守派活动人士埃贝尔（Myron Ebell）则称，撤销危害认定是“让能源与经济回归理性的最重要一步”。白宫更宣称，此举可为美国人节省1.3兆美元成本，但未详细说明计算依据。

这项撤销行动距离特朗普在竞选期间，被揭露向石油业高层募款仅一年半。英国《卫报》（The Guardian）报导，他曾在佛州海湖庄园（Mar-a-Lago）向约20名化石燃料企业领袖开口，索取10亿美元竞选资金，并承诺若当选将废除多项环保法规、提供有利税务与监管优惠。

负责调查此事的民主党参议员怀特豪斯（Sheldon Whitehouse）直言，此举“完全符合开国元勋所理解的腐败定义”，并批评这种“等价交换关系显而易见”，“无论是所要求的贿赂金额之庞大，还是利益交换的公然程度，都前所未见”。

怀特豪斯与参议员怀登（Ron Wyden）已分别以参议院预算与财政委员会主席身分展开联合调查，众议员拉斯金（Jamie Raskin）亦启动平行调查。前联邦选举委员会总法律顾问诺布尔（Larry Noble）指出，特朗普此种强势募款方式“违反了竞选财务法的文字与精神”，一名共和党资深顾问更形容这是“赤裸裸的付费换政策”。

特朗普第一任期虽放宽汽车排放标准，却未触及危害认定本身。此次直接撤销，被视为对气候政策的根本性颠覆。外界普遍预期，环保团体如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地球正义组织与塞拉俱乐部将立即提告。

在全球极端气候频仍、气温屡创新高之际，美国这项政策转向不仅牵动国内法制，也可能影响其国际气候承诺。此前，特朗普已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并削减对太阳能、风能与电动车的税收优惠。

这场围绕危害认定的法律与政治攻防，将成为未来数年美国气候政策走向的关键分水岭。若最高法院支持撤销，联邦政府在气候监管上的权限可能被大幅限缩；反之，若法院维持既有先例，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蓝图将遭遇重大挫败。

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进行了一场被特朗普形容为“长时间且彻底”的通话。表面上，这是一通涵盖经贸、能源、地缘政治与领袖互动的例行沟通，但华盛顿与北京事后释出的官方说法落差明显，尤其在台湾议题上的侧重差异。

从白宫释出的讯息来看，特朗普将重点放在“成果”与“关系”上。他高调强调双方讨论了中国采购美国石油、天然气、农产品与航空发动机，并称中国考虑在本季购买2000万吨美国大豆、下一季更上看2500万吨。他同时反覆强调自己与习近平的私人关系“极为良好”，并对4月即将展开的访中行程表达高度期待。

然而，北京的官方说法却展现另一条清晰主线。中国官媒指出，习近平在通话中明确将台湾定调为“中美关系最重要的问题”，并要求美方“审慎处理对台军售问题”，同时重申中国“必须维护自身主权与领土完整，绝不允许台湾被分裂出去”。

这样的叙事差异，引发外界高度关注。美国财经媒体CNBC报道，政治风险顾问公司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中国事务主管米尔（David Meale）分析指出，中国此举是在提醒华盛顿“红线所在”，同时避免采取过于激烈的行动，以免影响特朗普4月访中的大局。

相较于历届美国政府偏重价值或盟友体系，特朗普的对中策略始终带有强烈的“交易导向”。纽约投资银行Evercore ISI中国宏观分析师王尼奥（Neo Wang）指出，这种取向“对北京而言反而是礼物，而非由意识形态与联盟政治所主导的模式”。

王尼奥预期，特朗普4月访中期间，双方可能见证一场涵盖多达500架波音飞机的重大采购协议签署仪式，作为“头条式的胜利”。若交易顺利，特朗普甚至可能在访中期间或之后不久，取消剩余的10%芬太尼相关对中关税。

这也解释了为何特朗普在通话中对台湾着墨有限，却反覆强调商业与能源合作，在他的政治语言中，具体数字与交易成果，往往比战略模糊更能兑现政治利益。

北京对台湾问题的强烈表态，并非空穴来风。就在去年12月，美国批准对台出售总额高达111.5亿美元的武器，是历来规模最大的军售案之一，涵盖火箭系统、自走炮、多款飞弹与无人机，目的在于强化台湾防卫能力，吓阻北京可能的军事行动。

中国随即以实际行动回应，解放军于12月底在台湾周边展开为期两天的大规模军演，出动空军、海军与飞弹部队，并指控美方“支持台独只会加速走向危险且暴力的局势”。

面对北京升高压力，台湾总统赖清德第一时间出面回应，强调“台美关系坚若磐石”，并表示所有既有合作计划都将持续推进、不受影响。

不过，台湾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在野党国民党与部分民意，对大规模军购与国防预算提高至GDP 3.3%，抱持保留态度，立法院甚至挡下赖政府提出的400亿美元特别国防预算，转而提出规模更小的替代方案，显示台湾在面对外部压力时，内部政治仍充满拉锯。

尽管台湾在特朗普重返白宫初期一度淡出美中议程，但这次通话显示情势正在转变。台湾大学政治学教授南赫（Lev Nachman）告诉NBC新闻，这样的日子“可能已经结束”，台湾势必成为特朗普4月访中时的核心议题之一。

他提醒：“我认为台湾需要做好准备，2026年来自美中双方针对台湾的语言将会更多。”

不过，南赫也认为台湾无须陷入恐慌。他指出，特朗普“非常清楚台湾在美国当前经济成长中的关键地位”，尤其是在先进半导体供应链上的不可取代性，“我不认为他会做出危及这一点的事”。

布鲁金斯学会学者何瑞恩（Ryan Hass）指出，可以“合理预期台湾将成为特朗普4月访中时的讨论议题”，但真正值得观察的，是双方届时的互动究竟只是重申既有立场，还是会在语言与政策层面出现实质转向。他认为，从目前双方官方说法来看，整体基调仍偏向建设性，特朗普一如既往展现对习近平的尊重，也持续强调美中关系的重要性。

在特朗普与习近平通话前不久，习近平才与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进行视讯会议。俄方事后透露，双方试图在伊朗、委内瑞拉与古巴等热点议题上协调立场，并形容中俄关系是全球动荡时期的重要稳定力量。

特朗普在与习近平的通话中，也特别提及“伊朗当前局势”，正值美伊即将展开关键谈判之际。特朗普此前曾威胁对伊朗动武，并已向中东部署包括航母在内的海军兵力；而中国则是伊朗石油的最大买家之一。

不过，并非所有观察家都对这样的美中互动持相同解读。政治风险分析师菲舍（Isaac Stone Fish）指出，中方公布的通话内容在语气与实质上，与特朗普的说法“差异极大”。他注意到，中方版本强调特朗普“重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关切”，却完全未提及大豆、飞机、伊朗或俄乌战争等特朗普著墨甚多的议题；中方甚至暗示，通话中约七成时间由习近平发言。尽管如此，两边版本仍有一个共同点，特朗普对习近平给予高度正面评价。

对台湾而言，真正的考验或许才正要开始。如何在大国交易的现实、北京反覆重申的红线警示，以及自身民主防卫与安全需求之间，走出一条不被牺牲、也不被边缘化的道路，将成为未来数年台湾最艰难、也最关键的课题之一。

当美国“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战斗群缓缓驶入中东水域，全球市场与外交圈的神经同时绷紧。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不断升高对伊朗的警告语气，一个问题正被反覆抛向国际社会：美国与伊朗，是否正走向真正的战争？

从表面上看，美方的说法依旧围绕“威慑”与“谈判”。特朗普在其社交平台“真相社交”（Truth Social）上宣称，一支“庞大的舰队”正前往伊朗周边海域，目的是迫使德黑兰“回到谈判桌”。但与过去不同的是，这一次的语言中不再只是施压，而是明确带有行动暗示。他警告伊朗，“时间正在流逝”，并强调美军已准备好在必要时，“以速度与暴力完成任务”。

军事层面的变化，让这些言论显得格外沉重。除了航空母舰本身，美国还同步调动多艘配备“战斧”巡航导弹的驱逐舰、增加F-15E攻击机的前沿部署，并在中东多处基地强化“爱国者”与“萨德”反导系统。这套组合意味着，美国不仅在为进攻做准备，也在防范伊朗可能的反击。

多名中东与军事问题专家指出，这种部署节奏已超越象征性威慑的范畴。风险预测公司RANE Network的中东分析师博尔（Ryan Bohl）告诉土耳其安纳杜鲁新闻社 ，随着如此规模的军事资产集结，“越来越像是特朗普政府，很可能与以色列协调，正在为对伊朗的军事升级铺路”。

真正引发外界困惑的，是美国官方论述的转变。最初，特朗普以伊朗对国内抗议运动的血腥镇压作为施压理由，暗示美国有责任“站在人民一边”。然而，最新的威胁却几乎完全转向伊朗的核计划与导弹能力，对人权议题只字未提。这一转向，让外界难以判断，美国究竟希望达成什么样的政治结果。

白宫此前曾宣称，美国在去年对伊朗多处关键核设施的空袭已“瘫痪”其核能力。若真如此，为何如今又反覆强调“时间不多了”？分析人士认为，这反映出特朗普政府的核心关切，并非单一设施或技术，而是伊朗整体战略行为，包括其弹道导弹计划、对地区武装组织的支持，以及长期以来对美国影响力的挑战。

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可选择的行动路径显得危险而有限。最被频繁讨论的情境，是对伊朗军事与核相关目标进行有限而精准的打击，避免全面战争，同时制造足够痛感迫使伊朗让步。这类行动可能采取分阶段方式，打一轮、停一轮，观察德黑兰是否释出妥协讯号，类似美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对伊拉克采取的策略，最后过渡到真正的民主政体，伊朗得以重新融入世界。不过，英国媒体BBC称，这个结果是“过于乐观的设想”。

另一条可能的路径，是透过海空封锁与经济战，直接掐住伊朗的能源命脉。拦截油轮、限制空域、发动网路攻击，都可能在不宣战的情况下重创伊朗经济。但正如多名专家警告的那样，这种作法极易引发连锁反应，尤其是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全球能源咽喉。

都柏林大学国际政治学者卢卡斯（Scott Lucas）指出，若美国试图复制对委内瑞拉的油轮扣押行动，风险在伊朗问题上要高得多。 “伊朗具备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而全球约五分之一的石油供应都必须经过那里。”一旦局势失控，其影响将远远超出中东。

更具争议、也更具破坏性的选项，则是直接针对伊朗权力核心。近来有报导称，特朗普希望采取“决定性”行动，考虑对伊斯兰革命卫队高层，甚至最高领导层周边人物下手。这类行动，无论是否以“定点清除”或秘密行动形式出现，都几乎等同于对伊朗政权本身宣战。

外界认为，在美国发动任何空袭后的混乱局面中，伊朗最终有可能由一个主要由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组成、强有力的军事政府统治。

即便如此，美国也无法忽视伊朗的反击能力。虽然在传统军事实力上远不及美国，但伊朗数十年来正是以“不对称战争”为核心进行准备。大量导弹与无人机，分散部署于地下与偏远地区，使其难以被一次性摧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Marco Rubio）坦言，驻扎在中东多国的数万名美军，实际上都处于伊朗武器的射程之内。

此外，伊朗仍掌握一张影响全球的“王牌”：能源与航运。无论是直接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还是透过代理人干扰红海与波斯湾航线，都足以引发能源价格飙升与通胀外溢。这种经济层面的冲击，往往比军事损失更快传导至全球。

正因如此，区域国家普遍对冲突前景感到不安。沙特、卡塔尔、阿曼等国正积极游说华盛顿避免动武，并明确表示不愿成为对伊朗行动的跳板。欧盟则一方面加码制裁伊朗高层，另一方面试图在外交层面降温，避免全面战争爆发。

问题在于，当如此庞大的军事力量已经部署到位，政治逻辑本身就开始发生变化。对特朗普而言，若最终选择不采取行动，反而可能被视为退缩，削弱其“强人形象”。这种“面子压力”，正是当前局势中最难以预测、也最危险的变数。

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力推成立的“和平委员会”（Board of Peace），迅速成为国际外交场域中最具争议的新倡议之一。原本以加沙停火与重建为核心任务，在特朗普政府的推动下，该机制目标已明显扩大至介入全球多起冲突，引发部分国家积极响应，但也促使欧洲主要盟友公开拒绝或保持距离。外交人士警告，这项由美国主导、权力高度集中的新机构，可能削弱联合国长期以来，在国际和平与安全事务中的核心地位。

路透社引述白宫官员消息报道，特朗普已向约50个国家发出邀请，目前约有30至35国领袖承诺加入，并计划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期间举行签署仪式。

特朗普最早于去年9月提出成立“和平委员会”，当时是作为其终结加沙战争计划的一部分。随后，他明确表示，该委员会的职权不应仅限于加沙，而是将成为处理其他国际冲突的常设平台。根据路透社取得的委员会章程草案，和平委员会的宗旨在于“促进全球和平，并依据国际法执行和平建设职能”。

章程显示，特朗普将担任首任主席，并拥有广泛行政权力，包括否决决议与撤换成员。会员国原则上仅能担任三年任期，但若在一年内出资10亿美元，则可取得永久会员资格。白宫官员强调，捐款属于“自愿性质”，但永久席位的金额门槛，已引发外界对“以金钱换取影响力”的质疑。

白宫日前也公布“创始执行委员会”名单，包括美国国务卿卢比奥（Marco Rubio）、白宫特使威特科夫（Steve Witkoff）、前英国首相布莱尔（Tony Blair），以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Jared Kushner）。

目前承诺加入的国家多来自中东、亚洲及部分前苏联地区。中东方面，包括以色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巴林、约旦、卡塔尔与埃及均已表态加入。

巴基斯坦外交部也发布声明指出：“巴基斯坦表达希望，随着这一框架的建立，能够采取具体步骤，实现永久停火，进一步扩大对巴勒斯坦人的人道援助，并推动加沙重建。”

其他确认加入的国家还包括摩洛哥、匈牙利、土耳其、印尼、哈萨克、乌兹别克、越南、科索沃、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正是在去年8月于白宫会晤特朗普后，在美国斡旋下达成和平协议。

最具争议的受邀者之一，则是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Alexander Lukashenko）。该国长期因人权问题及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而遭西方孤立，如今却在美国与明斯克关系回暖之际，获邀加入该委员会。

与此同时，多个欧洲国家对该倡议表达明确保留甚至拒绝。法国、挪威与瑞典、德国皆已正式拒绝邀请。法国外长巴罗表示：“支持执行美国总统提出的和平计划，但不支持创建一个如目前所呈现、可能取代联合国的组织。”特朗普随后警告，若巴黎拒绝加入，可能对法国葡萄酒与香槟课征200%关税。

瑞典通讯社报道，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表示，按照目前文本，瑞典不会加入。挪威官员则指出，该计划“引发多项需要进一步与美国对话的问题”。

斯洛维尼亚总理戈洛布指出，该委员会的授权范围过于广泛，可能“严重削弱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德国政府发言人则表示，总理默茨不会出席在达沃斯举行的签署仪式。

乌克兰也受邀参与，但目前尚未回应。

俄罗斯与中国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和平委员会的态度格外受到关注。特朗普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已“接受”邀请，尽管俄方仅表示将研究相关文件。

中国方面尚未表态。外交人士指出，中俄可能担忧，该委员会将削弱安理会在冲突调停中的既有权力。

特朗普则淡化外界对取代联合国的疑虑，他表示：“我认为应该让联合国继续存在，因为它的潜力非常大。”

在加沙议题上，联合国安理会去年11月通过决议，授权和平委员会至2027年，并仅限于加沙事务，包括协调重建资金及部署临时国际稳定部队，并须每六个月向安理会报告进展。然而，超出加沙范围后，和平委员会将拥有何种法律依据与执行工具，仍未明朗。

本月稍早，特朗普才宣布美国将退出66个国际组织，其中包括多个联合国相关机构以及气候与环境论坛。他多次批评，这些组织“违背美国利益”、“浪费资源”，或推动所谓的“全球主义”议程。美国将终止对上述组织的资金支持与正式参与，尽管此举可能对国际科学合作、人道援助及全球治理机制造成冲击。

特朗普政府在外交与多边合作政策上，进一步转向强调“美国优先”的孤立主义路线。这次的“和平委员会”是否将成为美国重新“领导”世界舞台的重要工具，值得持续观察。

一方面，从特朗普政府的设计来看，和平委员会高度集中于美国主导之下：由美国总统亲自担任主席、核心执行层由美国与其亲近政治人物构成，加上透过资金与席位设计建立影响力网络，显示华盛顿试图在既有多边体系之外，打造一个以美国为枢纽的外交平台。对部分国家而言，加入该委员会不仅是参与和平进程，更是获取直接对话白宫、影响重大地缘政治决策的途径，这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美国的议程设定能力。

但另一方面，这种“领导”模式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共识领导，而更接近交易式、选择性的权力投射。和平委员会被质疑削弱联合国、规避既有国际规则，且以金钱换取永久席位的设计，容易引发正当性与合法性争议。欧洲主要盟友的拒绝与观望，以及中俄等大国的审慎态度，也显示美国未能在此框架下重新凝聚广泛同盟。

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正陷入前所未有的政治与治安危机。在短短一周内，当地接连发生两起涉及联邦移民执法人员的枪击事件，引爆街头抗议与警民冲突。联邦政府已向该地区部署约3,000名执法人员，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更公开警告，若州政府未能“遵守法律”，将考虑援引极为罕用的《暴乱法》（Insurrection Act），动用军队介入。

周四，数十名蒙面、身穿防暴装备的ICE人员在惠普尔大楼（Whipple Building）前与约100名抗议者爆发冲突，执法人员施放催泪瓦斯试图清场，抗议者则高声辱骂并敲打疑似载有ICE人员的车辆，至少一人遭到拘留。

随着局势升温，明尼苏达州州长、前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沃尔兹（Tim Walz）于周四在社交平台X上直接向特朗普喊话：“停止这场报复行动。这不是我们的样子。”

沃尔兹的呼吁，源于特朗普周四稍早警告，若州与地方政治人物未能“遵守法律”，并“阻止专业煽动者与叛乱分子攻击ICE的爱国者”，他将动用《暴乱法》。该法为1807年通过的联邦法律，赋予总统在无需国会事前批准的情况下，于国内部署军队的权力，历史上仅在极端情况下使用。

特朗普于“真相社交”（Truth Social）上发文表示：“我将实施《暴乱法》，许多总统在我之前都这么做过，并迅速结束这个曾经伟大的州正在发生的悲剧。感谢你们对此事的关注！总统DJT。”

本周三晚间，明尼阿波利斯再度发生联邦执法人员开枪事件。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一名联邦执法人员在试图逮捕一名委内瑞拉籍人士时，于遭三人攻击的情况下开枪自卫，击中该名男子腿部。

DHS于X平台说明，事件发生于晚间6时50分，执法人员拦查一名“于2022年被前总统拜登（Joe Biden）放行入境的非法委内瑞拉移民”。该男子驾车逃逸，撞上一辆停放车辆后徒步逃跑，与追捕他的官员扭打成一团。期间，另有两人从附近公寓冲出，以铲雪工具与扫帚柄攻击该名官员。

DHS写道：“在被三人伏击、生命与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该名官员开出防卫性枪击以保护自己，最初的嫌疑人腿部中弹。”涉案移民与受攻击官员随后送医，另外两名攻击者则被拘留。

然而，这起事件发生的时间点，正好距离另一宗致命枪击满一周。 1月7日，37岁的明尼阿波利斯居民古德（Renee Nicole Good）在车内遭ICE官员罗斯（Jonathan Ross）开枪击毙。地方官员指出，古德当时正在移民抗议现场担任法律观察员。

明尼阿波利斯市议会主席佩恩（Elliot Payne）与多名市议员在联合声明中表示：“蕾妮是一名关心邻里的城市居民，今天早上她的生命在联邦政府手中被夺走。任何在我们城市杀害他人的人，都应被逮捕、调查，并依法追诉到底。”

特朗普政府则主张，古德曾试图以SUV冲撞执法人员，ICE官员属于自卫开枪。国土安全部部长诺姆（Kristi Noem）甚至将古德的行为形容为“国内恐怖主义”。然而，明尼苏达州官员引用现场影片反驳，指出画面显示古德仅试图驶离现场。

根据一名联邦执法官员周四向NBC新闻透露，目前明尼阿波利斯地区约有3,000名联邦探员执行移民相关逮捕行动，其中包括超过2,000名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官员与探员、数百名边境巡逻队人员，以及部分司法部所属机构人员。

在街头冲突之外，司法战线亦迅速扩大。明尼苏达州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已对联邦政府提起集体诉讼，指控移民执法人员侵犯美国公民的第四修正案权利。州政府与双城地区亦提告联邦官员，指该行动涉及无令状逮捕与过度用武，但法官暂未发布限制令。

与此同时，多个民主党主政州正推动立法，试图限制联邦移民执法权限。美国《国会山报》（The Hill）报导，纽约州州长霍楚（Kathy Hochul）支持立法，允许民众起诉侵犯宪法权利的联邦官员。新泽西州则通过三项法案，设立“敏感地点”、限制资料共享，并强化移民信任指令。加州亦已推动类似立法，并审议《无国王法案》（No Kings Act）。

国土安全部于去年12月在明尼阿波利斯启动“都会突袭行动”（Operation Metro Surge），并于1月6日升级，ICE宣布将额外部署2,000名探员。代理局长里昂斯（Todd Lyons）表示，此举是为了“根除诈欺、逮捕犯罪者并移除非法移民”。

明尼苏达州政府则形容该行动为违宪的“联邦入侵”。在全州超过500万人口中，约有10万名无证移民。共和党人士近期也多次针对该州索马利族群发表贬抑言论，诺姆更宣布，特朗普政府将终止部分索马利人的临时保护身分。

美国最高法院最快可能于本周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所推动、以《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s Act，IEEPA）为法律基础的大规模关税政策作出关键裁决。这项判决被视为近年最具影响力的经贸司法案件之一，其结果不仅将决定特朗普贸易政策的合宪性，也可能对美国财政结构、国防预算、企业资金流动，以及全球供应链稳定性带来深远冲击。

最高法院已将本周五列为“裁决公布日”，虽然并未事先确认是否会在当天宣判关税案，但法律界与金融市场普遍预期，法院将比一般案件更快作出决定，原因在于案件涉及庞大金额与现行政策的即时影响。

根据财经媒体CNBC分析，本案的关键法律问题之一，是总统是否可以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在未经国会明确授权的情况下，对进口商品征收广泛且长期的关税；第二，若法院认定此举超越宪法或法律界线，政府是否必须退还企业已缴纳的关税款项。

《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原本是赋予总统，在国家紧急状态下实施经济制裁的法律工具，条文中并未明确提及“关税”。然而，特朗普政府在其第二任期内，将该法的适用范围大幅扩张，用以推动一整套关税政策，包括对等关税、芬太尼相关关税、与俄罗斯石油进口相关的延伸制裁、巴西相关关税，以及多项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原架构下谈判的贸易安排。

其中最具象征性的，是特朗普于4月宣布的“解放日”关税。特朗普当时宣称，该政策是为了矫正长期存在的贸易失衡问题，并促进美国制造业回流。

然而，在去年11月5日的口头辩论中，最高法院多位大法官对白宫的主张，表现出明显保留态度，质疑行政部门是否可以在未经国会同意的情况下，行使近似课税的权力。这使得外界普遍预期，法院可能推翻或至少限缩特朗普的关税架构。

特朗普周三在“真相社交”上发文称，他希望将美国军费开支从1万亿美元增加到1.5万亿美元，但如果法院推翻他的贸易政策，可能会危及他新提出的军事预算的三分之一。

“我本来想维持1兆美元的目标，但由于关税及其带来的巨大收入，我们完全可以轻松达到1.5万亿美元的目标。”特朗普写道。

面对关税可能遭推翻的风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Scott Bessent）试图为市场定调。他表示，即便最高法院裁定关税违法，政府仍有能力透过其他法律途径，维持大致相同水准的关税收入。

“毫无疑问的是，我们仍能以大致相同的整体收入水准继续征收关税，”贝森特说，“真正不确定的，是总统是否会失去在国家安全与谈判上运用关税的弹性。”

贝森特指出，关税为特朗普政府提供了极大的谈判筹码，例如特朗普曾威胁对中国商品征收100%关税，以反制中方对稀土磁铁出口的限制。 “当他说出100%关税时，我的电话立刻响个不停，”贝森特说。

他也坦言，若被迫退还关税，将对政府缩减财政赤字的努力构成压力。根据财政部数据，关税在2025财政年度带来约1950亿美元收入，2026年度至今也已达620亿美元。

法律与市场分析人士指出，最高法院的裁决结果并非只有“全面支持”或“全面否决”两种极端选项。

其中一种可能，是法院认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不赋予总统征收关税的权力，从而裁定现行关税政策违法，并要求政府停止执行，甚至退还已收取的关税。另一种可能，则是法院限缩《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的适用范围，允许部分关税维持，但禁止未来进一步扩张。还有一种折衷路径，是法院允许政府保留既有收入，但限制行政部门未来再次使用相同法律依据。

根据美国《财富》（Fortune）杂志报道，荷兰国际集团（ING）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告诉客户：“博彩市场认为白宫上诉失败的可能性很高，这可能导致一系列关税，包括对欧盟、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征收的所谓对等关税，将会被推翻。”

市场投注平台数据显示，卡尔希（Kalshi）博彩公司预测关税得以完整维持的机率仅29%，Polymarket更只有25%。

一旦法院裁定关税违法，退税问题将立即浮上台面。根据彭博汇整的数据，已有1000多家企业向国际贸易法院提出申请，要求退还已缴纳的关税。

提告企业名单涵盖美国消费与制造业的重要代表，包括好市多、川崎摩托车、运动品牌锐步（Reebok）、彪马PUMA、健身公司Peloton等。案件目前大多处于暂停状态，等待最高法院裁决结果出炉。

政府数据显示，截至12月14日，企业已支付的相关关税金额达1335亿美元，路透社估算目前总额可能已接近1500亿美元。这将成为美国史上规模最大的潜在退税行动之一。

在司法结果尚未明朗之际，美国海关已悄然完成制度层面的准备。根据美国“福斯新闻”（FOX News）报到，美国海关在1月2日公布全新电子退税流程，要求进口商必须在2月6日前，完成自动清算所（ACH）帐户设定，才能在未来透过电子方式接收退税。该流程将由ACE（Automated Commercial Environment）系统统一管理，标志着美国海关全面停止使用纸本支票。

如果关税被裁定为非法，国际贸易法院有权要求向美国进口商支付退款，将会按照新流程进行。

随着2026年的到来，全球政治格局仍然充满变数。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自上任以来，致力于促进国际和平，并将自己塑造成“和平总统”。然而，尽管在许多国际争端中取得了一定进展，新的一年对特朗普而言，将充满等待解决的外交挑战。从乌克兰冲突到美中贸易谈判，再到中东的动荡局势，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将如何影响全球局势，尤其是与中国的关系，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

在与中国的关系上，无论是在贸易、台湾问题还是地缘政治上的博弈，将成为2026年特朗普政府的外交主轴之一。 2025年10月底，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达成了一项为期一年的贸易休战协议，这一举措终于缓解了两国间日益升级的贸易战。尽管这一协议为两国带来了短期的稳定，但长期来看，两国间的深层矛盾依然难以消解。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Bessent）在2025年11月底表示，特朗普今年将有4次与中国高层领导人直接接触的机会。首先，特朗普预计于2026年4月访问中国，这将是他与习近平直接对话的重要契机。此次访问不仅是美中高层外交交流的延续，也是双方在贸易、台湾、区域安全等重大问题上的关键对话平台。特朗普将如何在这次会议中，展示他的“美国优先”外交政策，将直接影响两国关系的未来走向。

此外，特朗普可能会在11月参加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该会议将在中国深圳举行。这一峰会将为两国领袖提供一次再次面对面的机会。

除去以上的会议，特朗普还计划在2026年接待习近平两次访美，包括一次在华盛顿的正式国事访问，并在他佛罗里达州的度假村举行20国集团（G20）峰会。这些会议为两国领导人提供了直接交流的机会，每一次都可能成为双边关系的转折点。

然而，美中关系的未来仍充满不确定性。虽然特朗普一直强调与习近平的个人关系，但中国在多个领域的强硬立场，尤其是台湾问题，仍是两国关系中的最大隐患。中国的军事扩张，特别是对台湾的威胁，可能会使得美中关系再度陷入僵局。特朗普是否能够有效地在此问题上，达成某种形式的妥协，或是加大对台湾的支持，将直接影响未来走向。

随着中国的军事力量日益增强，特别是其海军规模迅速扩张，这让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优势受到了挑战。中国最新服役的航母“福建号”被认为是一个标志性突破，对美国海军的挑战不言而喻。面对中国的这一军事扩张，特朗普政府是否会强化在印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并进一步加大对中国的压力，将是未来几年美中关系的关键。

除了美中关系，特朗普政府在2026年也不得不面对一个棘手的外交问题：乌克兰战争。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这场冲突一直是欧洲最为复杂的地缘政治危机之一。 2025年底，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Volodymyr Zelenskyy）会晤，并讨论了可能的和平方案。然而，尽管特朗普在多次会议中表达了希望结束战争的意图，但到目前为止，乌克兰战争依然未见结束。

特朗普曾试图促使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与泽伦斯基达成停火协议，但俄罗斯的立场依然强硬，并拒绝任何对乌克兰的让步。 2026年揭开序幕，但乌克兰战争仍持续，双方在顿巴斯地区的控制争夺仍然是最大的障碍，也对美国的外交成就构成了挑战。

对特朗普而言，乌克兰问题是一次外交考验，因为此事关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以及对欧洲盟国的支持。在此之前，特朗普已经削减了对欧洲盟友和北约的紧密联系。

与此同时，白宫表示，特朗普在2026年将大幅关注国内议题。随着2026年11月中期选举的临近，美国国内问题也将成为选民关注的焦点。虽然特朗普乐观认为美国正处于“黄金时代”，但选民恐怕不完全同意。

随着生活成本的上升，尤其是住房、医疗和教育等问题，以及失业率、通货膨胀率升高，选民对特朗普政府的评价将受到挑战。尽管特朗普强调其政府在经济增长和就业创造方面的成就，但生活成本的上升仍是选民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特朗普政府面临的另一大挑战是公共健康和医疗保险问题。虽然特朗普强调其政府推动的改革带来了一些经济增长，但许多选民依然感受到医疗保险、教育和养老金等方面的负担。如果选民认为特朗普无法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尤其是在贫困和中产阶级家庭中，这可能会影响共和党在选举中的表现。 

2026年是共和党在特朗普最后一任内，确保掌控众议院、参议院和白宫的最后一年，在11月中期选举后可能“变天”，国会的控制权不仅将决定特朗普政策目标的未来走向，还将决定其政府将面临多大的审查。即将到来的选举中，经济问题成为选民的核心关切，将对选票造成不小的影响，特朗普需要更加关注这些民生问题，以减少选民的不满情绪，才能确保继续保握有参众两院多数党的优势，不被民主党翻盘。

另外，2026年也将是最高法院表态是否认为特朗普做得“太超过”的一年。无论是关税、解雇联邦员工，或是试图禁止出生公民权，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而且都将由9位大法官来裁决。

在这样的多重挑战面前，特朗普如何调整政策，如何在外交与内政中找到平衡，将成为2026年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