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衣带水，中国和日本。

无论怎样的感情，怎样的关系，“搬不走的邻国”是永远的事实。

2017年，中日进入邦交正常化45周年。一方面，被学者形容为阴霾密布的中日关系没有看到柳暗花明的转折点，而安倍连续赢得国政选举的胜利使得日本右翼势力节节得势，“统一防卫战略”正在强硬出台，从东海、南海、台海搅局直指中国；另一方面，过往一年中国有700万人次访日，接近访日人口的30%，尽管两国民众对对方国家的亲近感仍徘徊在历史最低水平，但已出现止跌回升迹象，中日贸易受全球经济减速拖累，但降幅明显收窄，2.3万家在华日资企业中，60.4%盈利，15.9%持平，日本财界对中国市场依然寄以厚望……

中日关系持续僵冷的历史心理逻辑何在？特朗普执政下中日关系变数多大？中国学者如何在战略上做好不变应万变？中日如何在逆境中营造民间交流，逆水行舟迎来曾有的蜜月期？

上周末，这些政治和国际时局的名词，以变化的前后组合，一年一度，成为了上海日本学会“2016年日本政经形势研讨会”的主题。话题沉重如又来袭的雾霾，却又凝聚着上海学界的日本问题研究、日语教学学者、媒体们开启自己的责任和理性，逆境中求索，如该会老会长、资深的日本问题研究专家俞彭年所言：中日关系恶化无可避免；但这种关系会结束，邦交正常化后曾出现过的蜜月会重现；要有信心！

文化心理的割裂：百年东亚盟主，低不下承认中国强大的头（俞彭年）

在2016年获得日本政府颁发的“天皇奖“的俞彭年教授，是上海学界受人尊重的日本问题专家。1937年出生日本的俞彭年，在1953年响应了周恩来号召回国工作至今，曾担任上海外事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务。在研讨会上，这位深谙日本文化的老会长坦言：“要让有100多年优越感的日本承认崛起的中国是大国和强国，目前很难，但这是大势所趋，这将有个磨合期，这对日本是一个漫长和痛苦的过程。”基于此，俞彭年认为，中日关系恶化是无法避免的，唯一的转机是在中美真正建立了新型大国关系后，日本或许会承认强大中国是邻居的事实，这样的历史场景犹如当年邦交正常化建立的前提是美国在和中国接触，日本随后很快从心底里承认了“新中国”。

特邀嘉宾、市政府外办前主任俞彭年

俞彭年分析，中日能进入了邦交正常化第45个年头，是因为日本当年接受了新中国。现在对于“中国是大国，并朝强国和负责任大国走”的现状，是理智上接受、情感上不接受，因此要和美国一起和中国“闹”。

这和日本人对中华文明的认可度密切相关。俞彭年回顾，1862年，日本幕府曾派一支船来上海考察中华文明，如很多历史学家曾描述，“日本对中华文明感到了幻灭”。明治维新时的“脱亚入欧”，其中的“亚”，也就是他曾崇拜的中华文明，甲午战争中国溃败，日俄战争日本胜出，更滋长了日本自大之心，认为自己是优秀民族，是东亚的盟主。二战后，中国是战胜国，但日本认为，自己是败给了美国人，中国人是分得了美国的胜利果实，心里仍然看不起中国；进入21世纪，日本认为，过去愚昧的中国不过是成了暴发户。而中国2009年成为经济总量全球第二，让他接受不了。而第一个十年后，美国的“亚太政策”让日本右翼感到东风再现，期望修改宪法，成为正常国家。眼下，特朗普即将执政，日本有舆论判断，如果美国对外政策后缩，给日本独立自主权，中日美三国间，可以有一场“三国演义”，而自诩甚高的日本认为，自己有强大的国力，可和美国、中国平起平坐。

日本幕府曾派船来上海考察中华文明

由此，俞彭年分析，中日关系的恶化是不可避免的。借用经济学的描述，这是一种新常态。因为，日本无法摆脱100多年来形成的优越感。但中国强大是大势所趋，怎样情形下日本会接受这个即将的不争现实呢？“只有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真正成型后，才可能结束这个新常态。日本会被迫接受中国的强大。”

见证过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中日蜜月期的俞彭年同时坚信，周恩来等前辈营造的中日友好外交氛围弥足珍贵，对于关系的好转“要有信心。”

怎样才是大国应有的外交？上周末，两位同是77岁的长者的回答进入公众视野。一位是中国资深外交官华黎明，他在东南卫视的《中国正在说》上谈到了中国的外交官的职责；另一位是居住在英国伦敦的记者兼制片人约翰·皮尔格(John Pilger)，他在拍摄的纪录片《即将到来的对华战争》中亲自出镜、解说，皮尔格以强烈批评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的外交政策而著名。两位走过半个多世纪的长者的共同观点是：一旦核战爆发，人类将遭殃。讲堂君将以第三人称方式引述两位长者观点，并约请这期《中国正在说》主持、新华社高级编辑吴学兰发来主持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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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届美国政府将和四类国家吵架？特朗普重经贸不重战略或许对中国是战略机遇？中国的工业化实力奠定了美国要面对一个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老二”对手，中美关系必须走出“修昔底德陷阱”。

上周五晚上，东南卫视的《中国正在说》专栏里，资深美国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教授解读了中美关系的走向。被网民赞誉为“金五刀”的金教授以他特有的幽默和锐利道出了中美关系背后的实质性角力变化。讲堂君特请该期主持文汇报社高级记者、原驻法国首席记者郑若麟（文汇讲堂第70期嘉宾）发来“主持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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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届美国政府将和四类国家吵架？特朗普重经贸不重战略或许对中国是战略机遇？中国的工业化实力奠定了美国要面对一个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老二”对手，中美关系必须走出“修昔底德陷阱”。

上周五晚上，东南卫视的《中国正在说》专栏里，资深美国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教授解读了中美关系的走向。被网民赞誉为“金五刀”的金教授以他特有的幽默和锐利道出了中美关系背后的实质性角力变化。讲堂君特请该期主持文汇报社高级记者、原驻法国首席记者郑若麟（文汇讲堂第70期嘉宾）发来“主持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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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模仿西方模式必然失败，已有的改革摸索之路和传统的东方优势将在当下发挥作用，在辨析了中国道路与西方模式的优劣后，我们是否找到了发展的更精准的方向？中国大而不强的现状如何改变？美国在二战后重视教育、科技的历史给我们什么启发？

东南卫视的《中国正在说》专栏里，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陈平，以物理和经济的跨界思维，以及求学、教学40余年在西方的亲身体验主讲了《中国道路能否超越西方模式》并做精彩互动。讲堂君特请该期主持文汇报社高级记者、原驻法国首席记者（文汇讲堂第70期嘉宾）发来“主持感言”，与听友共同分享这位“混沌理论”专家的心得。

第一次讲中国模式是在2009年的巴西，被问中国发展的秘密在哪里？

我1962年读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文革后期分到成昆铁路的眉山电务段，当了五年铁路工人。后来又在中国科学院做了5年氢弹和平利用。我在1980年代去美国留学做经济学研究，师从诺奖化学奖获得者普里戈金。我们发现了经济混沌现象，发现文明发展的道路是多种文明在竞争，而不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宣传的向英美模式的趋同、收敛。世界各国的经济学家请我去演讲，越来越多的感兴趣的不是我们做的复杂科学，而是让我讲清楚为什么中国会崛起。

我第一次总结中国模式的经验是在巴西，金融危机结束后的2009年，会议的主题是《危机之后 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吗？》。我讲完后，巴西前任财政部长力邀我去首都的巴西总统战略规划部。我至今还记忆犹新。他们的办公室不像是个政府部门，而像总参的作战部：左边大屏幕上是中国地图，标出铁路、高铁、高速公路几横几纵，右边大屏幕上是巴西地图，也是几横几纵，一看就是向中国学习的。

规划部的专家问了我一个西方经济学家从未问过我的问题：巴西每提出一个发展规划，还没开始实施，西方媒体的批评就铺天盖地而来，破坏环境啊、政府扭曲市场啊。但你们中国怎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中国发展的秘密在哪里？

与听友分享著名的人口学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蔡昉的主旨演讲，他对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的两个“L”型轨迹的精彩阐述。感谢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一年一度的《2016中国经济论坛——稳增长、防风险、促改革》，使我们能获悉业界权威专家对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向的研判

对于世界经济的低迷状态，大部分主流经济学家认为是需求侧所致。朱民总裁刚才提到美国经济引导的世界经济也存在许多潜在增长率下降的供给侧问题，这与我认识的中国经济比较接近，但也有许多不同之处。发达经济体的潜在增长率比较稳定，且持续不变。而中国正处在一个巨大的发展阶段变化时期，它的潜在增长率是不断变化的。因此，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两个英文大写字母（“V”与“L”）的说法。第一，我们不应该期待一个“V”字型的宏观经济复苏。“V”字型是指潜在增长率的回归。第二，我们追求的可能是一个大写“L”型的长期经济增长轨迹。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这方面的研究。

为何不是“V”字型？

我们过去进行的一些实证研究发现，存在短期与中长期的两个“L”型增长轨迹。

首先，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中国经济发展轨迹不是“V”字型的。我们不指望“V”字型的经济复苏，这是供给侧的原因导致的，而供给侧主要是由于我们中国处在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在此阶段，人口红利这种不可逆转的因素导致潜在增长率的下降。

不可逆转的人口红利2017年后消失，密集型产业将会回撤

中国15岁至59岁之间的劳动年龄人口，在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达到了峰值，自此之后转为负增长，是绝对减少的状态。当然，以15岁至59岁年龄段作为计算劳动力人口的指标，其实并不完全准确。因为，20岁之前还有许多人正在读书，并未就业。真正决定劳动力人口的指标称为经济活动人口，以劳动参与率进行参照。而经济活动人口指标，在2017年达到峰值，明年之后，将进入负增长。也就是说，劳动力绝对供给的负增长已是定局。过去很多人批评我，认为我过分强调了人口、劳动力等因素，而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远不止这些。

我们以单位劳动成本指标反映劳动力供给，单位劳动成本等于工资除以劳动生产率。也就是说，工资增加，单位劳动成本一定会提高，但是若劳动生产率能够随之一起提高，就不会提高单位劳动成本，不会迅速丧失比较优势。然而，由于劳动力短缺的情况发生得太突然，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在过去几年里已经跟不上劳动成本提高的速度了，导致单位劳动成本不断提高。

与世界上主要发达制造业国家的单位劳动成本相比，我国的单位劳动成本越来越高，这就意味着，发达制造业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将本国的制造业往回撤。事实上，也有一些国家确实这么做了。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没有比较其他因素，例如享受人口红利的国家，那些国家很可能会替代我们成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出口国。

人民币进国际货币储备篮子SDR两个月了，给国人带来了什么，国人在快乐之余还需要警惕什么？如何从人民利益角度解读中国与美国对待货币主权的不同态度？如何看待人民币在现有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作用？人民币入篮和“一带一路”有何联系？

上周五，东南卫视的《中国正在说》专题中，文汇报社高级记者、原驻法国首席记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郑若麟（文汇讲堂第70期嘉宾）主持，中国战略思想库成员、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温铁军主讲，就《人民币入篮后和维护货币主权》做了深入探讨。现特邀郑若麟撰写主持感言，并整编现场演讲和互动内容，以飨听友。

音频来源于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栏目，违者必究

第106期文汇讲堂邀请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做了主题演讲《英国脱欧、美国大选与西方民主的未来》，并与前往美国观察大选的上海美国学会会长、上海社科院副院长黄仁伟做了深入对话，对上述问题做了精辟的分析。

特朗普承诺减税，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汽车企业管理层人员张大勇：我有几位在美国就读的同学认为，若特朗普上台，首先会进行减税，这对他们来说非常有利。而若希拉里执政，则还是会保持以前的政策。面对美国目前的衰落状况，如果进行一些变化，有助于美国重新振兴。因此，他们把票投给了特朗普。请问两位教授如何看待这些观点？

郑永年：我个人比较认同该观点。希拉里完全代表既得利益的一部分，她若当选，美国还将继续衰落。虽然，特朗普的当选带来了较大的不确定性，但也给美国带来变革的希望。关于特朗普提出的减税，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要减税，另一方面政府还要维持运作，那么这些开支应从何处获取？应该减谁的税？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美国是一个较大的政治体，政府收入减少，直接影响社会保障功能的运作。因此，关于特朗普减税政策的实施，还有待观察。

黄仁伟：减税不是那么容易实施的。目前，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已经接近GDP的总量了。每年30%至40%的财政资金需支付债务的利息，资金非常紧张。一方面，美国国防部坚决反对减少军队开支，另一方面，美国又计划建设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既要减税，又要增加军费，还要增加基础设施投资？这些资金从哪里来？在奥巴马担任美国总统的8年以来，美国联邦债务又增加了一倍。债务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所以，特朗普口头说减税是容易的，但真正实行却是不容易的。

政权合法性：业绩是最重要的评价因素

上海高校政治学专业学生许明：关于政权合法性的问题，有人说政权合法性来源于它的历史性。又有人说政权合法性来自于民主，是一种人民的授权。也有人说一个政权合法性来自经济的绩效，评价一个政体应当考虑哪些因素？

郑永年：从理论上来说，无论是传统的马克思理论，还是法理或是选票的角度，任何一个政权合法性的评价因素都不是单一的，而且不同时期的评价标准也不相同。以中国历史为例，对开国皇帝而言，肯定历史是非常重要的；而对于继任的皇帝，则是业绩最为重要。同样，在民主时代，选票比较重要；在中东国家，宗教信仰比较重要。每个政权的合法性需要考察多种资源，不同时代需要根据时代的不同进行调整。关于西方民主，存在一个很大的疑问，其所谓的人民赋权难道仅仅意味着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吗？

任何时候，评价任何政体，经济业绩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经济发展好，无论是民主还是非民主政体都能有较好的生活；但若发生经济危机，民主与非民主政体都会产生麻烦。因此，我认为，业绩比其他的资源更重要。但是，过于民主也可能会产生问题。过去，希特勒为何会当选德国元首？因为当时的民主无法解决百姓的生机问题，导致极右派势力的掌权。所以，业绩是最为重要的评价因素。仅仅是一人一票并不能说明人民得到了授权，应当设计一种能够真正挑选人才的机制。

雅典时期，亚里士多德也分析了民主的多种形式 

中学历史老师王葆瑜：西方民主的源头应该在雅典，因为雅典的民主——一人一票判处了苏格拉底死刑，他以死捍卫了他信仰的民主。他死后柏拉图撰写《理想国》继续论述民主的形成和过程。现在英国脱欧、美国大选也是一人一票所致。人类为民主奋斗了千年，才有了近代几百年的成果。这是否是历史的循环？如何借古思今？

黄仁伟：雅典政治的民主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奴隶没有投票权、平民也没有发言权，只有贵族才有充分的发言权。看看这次美国大选中的辩论，我觉得民主是被神话了，说得太美好了。在美国就是政治正确，你只要讲民主、自由、西方普世价值就是对的，你只要不讲这个就是错的。事实上，美国自己在不断地违反自己说的那一套。雅典民主只是一个后来人对它的总结，并不是当时的事实。

郑永年：我补充一下，你提到苏格拉底死后，柏拉图已经在探讨什么样的政权是最好的，所以提出“哲学王”。亚里士多德更重要，他总结了古希腊各个城邦不同的政体，有一人统治、多人统治、寡头、民主、共和，他也在寻求一种人类社会最好的政体。一人一票的民主是非常近代，甚至当代的概念，始于1970年代。学者应该像古希腊一样探讨什么样的政体对我们是比较好的，没有最好而是更好的一个体制，这需要你有开放的心态。西方的错误是，总认为他们这个民主已经是最好的了，所以不求进步。一旦认为你是最好的，就会像中国清朝一样进入衰落。还是邓小平先生说的思想解放最重要。

当今的政党划分须警惕种族主义的渗透

复旦大学国务学院研究生何浏阳:过去西方的政治以左右作为政党划分的轴线，但最近从欧洲、美国的政治形势看，左右分化的政党轴线似乎已经改变，过去左右分化以是否支持国家的管制和干预为标准。但此次美国大选中特朗普的支持者主要是中下阶层的白人男性，那么，政党划分的新轴线是什么？

郑永年：左右是怎么来的？西方的左右就是阶级左右，最早出现左右的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壮大后左右也以此区分。但现在情况发生了改变，此前布莱尔首相之所以要提出“第三条道路",是因为要超越左右。我们担心，左右的划分是否会包含种族因素？在德国、法国，右派政党都有种族主义思想；更为危险的是，不少非西方国家，如马来西亚的马来人政党、华人政党以及印度、非洲一些国家的政党都在显露这种倾向，但是以种族为基础的政党必然会走向冲突的边缘。

黄仁伟：此次美国大选存在左右的划分，左的反对派主要体现在民主党桑德斯身上。他对现状不满，他的观点是富人拥有过多的财富。右的反对派的不满主要体现在川普上，他的观点是移民剥夺了他们的财富，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是赶走移民，这是种民族主义的表现。但桑德斯在党内就落选了，于是他的支持者转而支持特朗普，因为特朗普代表下层民众，而希拉里代表上层，左右在这里又混淆了。

超额利润在全世界流动，西方福利制度遇困

大学教师王迥：恩格斯说“资产阶级共和国主要是资产阶级生意人的共和国”。特朗普的当选正好印证了这一点，我的问题是，如何利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一般原理解释“特朗普现象”？

黄仁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核心就是阶级斗争，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而政党代表某个阶级，是这种关系的集中表现。过去财富在一个国家内分配，因此阶级也在国家内划分，现在财富在世界范围内的重新分配，是如今许多国家矛盾的根源，这是一个新现象，而财富的世界性流动同国内某个阶级关系不大。二战后很长时间里，整个世界的超额利润都是向西方流动的，超额利润可以养活工人阶级，因此福利制度很大程度上保持了西方的稳定。但如今西方获得的超额利润明显减少了，因此西方就出现了福利制度难以维持的现象，比如欧盟这样一个超国家面临的挑战，就是福利制度难以维持。这是一个新问题、新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