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除了喝茶，在茶肆里还能做什么？彼时的茶 肆，就如同当今的微博、朋友圈——它是传 播消息最快的地方，也是散布谣言、打击政 敌的最佳场所。想知道当下最新的消息，一 定要钻进茶肆里打听打听。这里也是民间的 小型博物馆，是演绎场所，更是红灯区。

西门庆和潘金莲之间，关键人物 是王婆。在她的穿针引线之下，终于 促成了这段千古“奸情”。但“王干娘” 的公开身份不是媒婆，而是茶楼的老板。 在《水浒传》中，西门庆被潘金莲竹竿 打了之后，“只见那西门庆一转踅入王 婆茶坊里来。”转身进的就是王婆经营 的茶馆。之后的剧情，也都起于此地。

在北宋都城汴梁城，小说《水浒》中描述的各路茶馆都真实存在。有学者仔细研究《清明上河图》 后发现，沿河区的店铺以饭铺和茶坊为最多。多开设在繁华区域，店 内摆设干净简单。既可以让来往行人 驻足休息，也为市民休闲聊天提供了场 所。《水浒》虽为虚构，但对于茶馆的 定位却很准确：茶馆是宋代社会中重 要的社交场所。若想打探消息，茶馆是 不二选择。在信息不发达的时代，茶馆 起到了“微博”的作用。泡茶馆等同于 “刷微博”，既可以获取信息也可以发布 消息。而茶馆川流不息的客流，也就是 今天互联网工作者为之疯狂的点击量。

宋朝初年，朝廷灭了后蜀。帝国 宫廷里的金银珠宝外加古玩书画，都 被宋军缴获。将领们挑了其中比较珍 贵的字画，献给了宋太祖。皇帝看过之 后，并没有私留宫中。太祖是这么说的： “独览孰若使众观邪”？按今天的话说， 赵匡胤还是一位懂得分享的暖男。于 是乎，后蜀的皇家藏品走出了宋朝宫廷， 挂在了汴梁城东门外的茶馆里。一方面， 皇帝来了个与民同乐。另一方面，这也 可以快速向全社会彰显新兴王朝的实 力。宋太祖将战利品挂在茶肆中，相当 于发了一条微博。想必黎民百姓看后， 也就要纷纷点赞与转发了。

除去炫耀天威，茶馆中能办的事 情还很多。比如《老学庵笔记》中记 载，秦桧的孙女崇国夫人豢养的一只 狮猫走失了。临安府为了找到这只狮 猫，马上“图百本于茶肆张之”。在茶 馆张贴寻猫启事，这与今天发寻猫微 博真有异曲同工之妙。还有反映宋代 市井生活的志怪小说《鬼董》中，有 一则秀才樊生的故事，樊生托王老娘 为他介绍相亲对象。于是这位王老娘， 就到自己时常出入的茶肆中帮其物色。 在这里，宋代茶馆又扮演了【我们才不会打广告呢】之类的婚恋网站的角色。

北宋汴梁城里还有卖 茶的游商。他们走东串西，也成了信息 的传播者。显然，这些“提茶瓶之人”扮演 了“包打听”的角色。以讹传讹，甚至 搬弄是非都有可能。

如今刷微博的既有大V，也有平民百 姓。宋朝去泡茶馆的人，也是鱼龙混 杂。有一种特定行业聚会的茶馆，多是 贩夫走卒出入。这种茶 馆，是寻觅专业人才的好去处。从性质 上说，非常接近于今天的专业劳务市场 或是招聘网站。 也有一种茶馆，去的多是有头有 脸的文人墨客。就像今天的文化沙龙一样，不 定期会有艺术界大咖光临。

有一路茶馆，倒可以说是“雅俗 共赏”的地方。他们挂着羊头卖狗肉， 打着茶的名义干着色情行业。在宋朝， 这种茶肆被称为花茶坊与水茶坊。在 南宋杭州城，这样的买卖还不在少数。 其实在中国传统文人中，眠娼宿 妓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这五处茶坊 倒是因为“多有吵闹”，因此才被给了 差评。若是环境优雅的花茶坊，想必 君子们肯定会流连忘返。

至于“干茶坊”，买卖做的就更直 接了。娼妓就是摆上桌椅板凳，公开的 招揽客人。只是最后结账的时候，所有 的费用都算作是“茶钱”而已。现在电 视剧中，经常会有吃花酒的桥段，可其 实在宋代，吃花茶的现象也非常普遍。

有些茶肆中也充斥着漂亮姑娘， 但却是卖艺不卖身。在这些茶肆中， 女子的身份更像是艺妓。这种茶肆里，进门马上会有人 提着汤瓶给客人献茶。这小小一杯茶， 竟然就价值数千文，当时人称之为“点 花茶”。花茶过后还要饮酒，价格也要 数千文。合着什么都没干，一万文钱 就算是出去了。由此可见，这类茶肆 绝对是高消费场所。喝一杯茶的价钱， 都相当于如今夜店里开一瓶洋酒了。 当然，要的都是那种土豪的气势。至 于具体喝什么，似乎就不重要了。

北宋上层所玩的点茶与贡茶，在 南宋走入了困境。蒙元入侵之后， 最终淘汰了龙团凤饼级别的饮茶风气。 宋代茶肆，则体现出了完全不同的风貌。 自靖康之后，南宋茶肆文化不衰反盛。 代表着宋代生活之茶的茶 肆文化基因，最终被完整的保存了下 来。后来的清代茶馆文化中，仍然能依 稀看到大宋茶肆的影子。

文章出自《中华遗产》杂志2016年五月刊 宋人茶事
撰文／杨多杰
整稿：@澹台容月

介绍： 天明。成百上千的茶农聚集在茶山之下，备好锣鼓，抬着祭品；随着官员们一声令下，鼓声大作，茶农们齐声喊：“茶发芽！茶发芽！”。伴随着茶农们的阵阵喊声惊发的茶叶，成为了两宋人最钟爱的饮料。两宋茶风，就从这惊天动地的鼓声和喊声中开始。

建州茶农采茶前为何要喊山？这与建州的特殊性有关。
建州是北宋贡茶北苑茶的出产地，这一带从古至今都是名优茶叶的产地。在五代十国时期，就有当地人将茶叶进贡给官府了。宋太宗酷爱饮茶，喜好搜罗天下名茶，所以他在统一南唐故地，建州被划入疆土范围之后，派专员前往建州的北苑督造“团茶”，并将之定为贡茶。
北苑贡茶的茶形，是在唐宋间流行的饼茶基础上精加工成型的，它使用带有龙凤图样的模具来压制茶饼，而用这种模具制成的茶，被称为“龙凤团茶”。

仁宗朝，龙凤团茶被进一步压缩为精致小团茶——“小龙凤团茶”。此茶一出便立刻受到朝野追捧，苏东坡在惠山品尝过小龙团后，甚至把这种茶比作天上的明月：“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

徽宗时期，北苑团茶工艺到达了顶峰。出现了精品团茶“龙团胜雪”，它是用新茶的茶尖，蒸熟后再将茶芽外部剔去，只留取最里边像银线般的一缕细芽，用清泉浸润，最后再制成团茶。这“龙团胜雪”的团茶表面，一条小龙蜿蜒欲上，煞是喜人，成为时人竞相追逐的对象。
北苑茶走的是不惜成本，只求上乘的路线。据记载，北苑茶的制造要经过六道复杂的工序，分别是：采茶、拣茶、蒸茶、研茶、造茶和焙茶。

采茶是第一道工序。唐宋的上品茶，都讲究一个“新”字，时人认为只有鲜嫩的茶叶才有茶香。分批送至京城的贡茶中最精的一批“头纲”，是在惊蛰前数日即开始采摘的。此时，即使是温暖的福建地区，茶树也不过刚刚萌芽，茶产量很低，这种新茶被认为品质最好。进贡的头纲团茶送入汴京的时候，甚至还不到春分时节。

采摘北苑茶的最佳时刻是“须是侵晨，不可见日。”这是因为清晨露水未干时采的茶更加肥润，日出后茶芽积累的养分会渐渐消耗，口味不佳。茶叶的采摘手法同样要求严格， “凡断芽必以甲不以指”，因为用指甲掐下茶芽不会造成损伤，而指头上的汗水会影响茶叶的清洁。
采到的茶叶还要进行筛选，去掉黄叶和老芽，选出最精致的茶芽嫩芯进行蒸制、研磨。比如“龙团”茶，就要经过16次研磨，形成极细的茶粉，再掺杂以香料，用模具塑造成型，经过炭火细心的焙烤，才算大功告成。这样精工细作，无怪乎会比黄金还要珍贵难得了。

团茶虽然精致华贵，但工序太过复杂，价格也十分昂贵，无法满足民间需求。这时，工艺简单的散茶应运而生。

散茶又称草茶，是直接采下茶叶后以原形加工的茶。相较于团茶需碾碎调稠，不断搅拌的冲泡方式，散茶的饮用也简单得多。大部分散茶采取煎饮的方式，程序便捷，易于推广。

散茶还更好地保留了茶叶原本的香味，而团茶除了加水研磨以外，还加入香料，这样虽然香气更重，但未免太过刻意。散茶凭借保持本色的优势，吸引了许多高水平的茶客。所以发轫于江浙一带的散茶很快就流行起来。
在散茶的挑战下，宋初风靡天下的团茶渐渐失去了市场，元朝时团茶便“惟充贡茶，民间罕见之”。到了明初，朱元璋干脆停止了龙凤团茶的生产，所有茶饮都改为散茶。我们今天喝到的茶，基本上都是散茶，究其根源，也与宋代大有关系。

我国北方少数民族主要以牛羊肉和奶为饮食主体，这类食物大都油腻又不好消化，茶 “止渴消食”“除烦去腻”的功效对他们来说格外重要。而茶树只有在温暖湿润的南方才能生长，所以茶叶成为了中原王朝与周边政权贸易交流中的特殊商品。

宋与契丹分别对彼此的茶叶和良马有很高的需求，由此双方开展了茶马互市。公元1004年宋辽双方订立檀渊之盟后，在边境设立了许多榷场，宋人以茶叶、盐、丝绸等换取辽人的牲畜与皮革，在这个长达百年的和平互市中，茶叶销量名列榜首。

从1972年到1995年，河北张家口发现并发掘了17座辽金时期的墓葬，引起了轰动。在这些辽墓中，有许多壁画与茶有关。通过壁画可知，辽国的富裕人家有茶寮，有白瓷茶碗和银质茶壶，也有茶碾、茶刷等茶具。学者认为，“辽国地区的殷富之家，不但茶叶、茶具来自南方，其饮茶的礼俗也大致达到与南国相仿的程度。”这也是宋茶对于周边民族和地区产生影响的重要依据。

我国茶叶的制造工艺在宋代成型，茶叶的流行趋势在宋代明朗，茶叶在东亚文化圈中的地位也在宋代奠定。宋人饮茶，各有各的偏爱，各有各的精彩。悠悠宋茶，走过千年，留下的是茶史上的一个传奇。

文章出自《中华遗产》杂志2016年五月刊 宋人茶事
撰文／李思楚 整稿：木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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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茶之“战争”
斗茶并非起始于宋，在唐朝时建安就有，当时是新茶制成后，茶农评比新茶品序的一项比赛活动。只不过，在宋代乘着贡茶兴盛的东风，斗茶在全国范围内流行起来。大诗人苏东坡有诗云：“武夷溪边粟sù粒芽，前丁后蔡相龙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

这场茶之战争虽没硝烟，倒也激烈——碾茶的碾子边 飞舞着绿色的尘土，茶盏中堆起翠涛般的泡沫。人们聚在一起，斗茶味斗茶香，味道最佳的茶胜过醍醐，最香的茶比兰芷还要香三分。

《茶录》中，蔡襄说得明白：“汤上盏四分则止，视其面色鲜白、着盏无水痕者为绝佳。建安斗试以水痕先者为负，耐久者为胜。”

简单点说，斗色斗浮是宋代斗茶的关键。茶色宋时以白为贵，这好理解，那“浮”呢？浮，即按照点茶法，用茶匙或茶筅击拂出的泡沫。泡沫在斗茶人看来是一种诗情画意，在两宋颇多雅称，诸如：琼花、雪殴、云脚。泡沫贴在茶碗壁上，称为“咬盏”，咬盏越长久而不显现出水痕，便是胜者。

茶水，怎么能击拂出如此多且稳定的泡沫呢？这其实是有科学依据的，茶汤中能产生泡沫的成分有：茶皂zào素、蛋白质、水溶性果胶、高分子网状结构物质、憎水性固体粉末。而宋朝斗茶所用的研膏茶，茶皂素含量0.8%左右，极易形成稳定的泡沫。《茶录》中写到，点茶之前要先将瓷碗用火炙热，不然茶不浮。这说的是温度。茶汤温度越高，茶叶的水浸出物越多，越容易产生泡沫。

除此之外器具和水也很重要，宋代文人江休复的《江邻几杂志》中讲了一个故事：诗人苏舜元和蔡襄斗茶。蔡襄的茶好，且准备了惠山泉水点茶。苏舜元没有这么好的茶，他想了个奇招，用竹沥水来点茶，最终居然赢得了比试。上一期中提及的那位大败徽宗的飘须长者，也正是拿出了秘密武器——传承了四代人的天然露水。

说起斗茶，还有一样物件，很值得一提，那就是建盏，斗茶的绝佳器皿。盏，指较浅的小碗。考古工作者发现，出土建盏中有一类设计有“束口”。所谓束口，是建窑窑工在烧造时，特意在盏的内壁刻画的一条凸棱，这不是为了美观，而是点茶时注汤的标准线，类似于如今容器上的刻度标识。如果注汤至此，恰恰是斗茶所要求的至茶盏容量约十分之六。此外，点茶是从高处往盏中注水，水从一壁落下，在重力势能作用下会沿着碗底往另一壁继续行进，这道棱的存在，会截断水流并形成一个回旋，更有利于汤花形成。

话说到这，不禁让人疑问陆游诗中所提到的分茶，到底是何物呢？它与点茶是一回事吗？除了陆游的诗，史料上不乏分茶的记载。

北宋初年的陶谷写了一本《清异录》，书中提到了一个名为福全的和尚。福全和尚能分茶，每个茶盏里能分出一句诗来，用四个碗，便是一首绝句。大家听闻之后，都纷纷到庙里去观摩福全的表演。福全也很是得意，作诗自咏：“生成盏里水丹青，巧画功夫学不成。欲笑当时陆鸿渐，煎茶赢得好名声。”

也正是在陶谷的这本书中，有一条关于分茶的解释，只不过陶谷将其呼为“茶百戏”：

茶至唐始盛。近世有下汤运匕，别施妙诀，使汤纹水脉成物象者，禽兽虫鱼花草之属，纤巧如画，但须臾即就散灭。此茶之变也，时人谓之茶百戏。

通读下来，分茶或茶百戏，似乎就是在茶中写字、画画，须臾散灭，真像是魔术一般，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然而宋代点茶法最终消失在了中国茶艺里，其高昂的制作成本，是阻碍其流传的原因之一。诸如北苑贡茶，动辄要用十几水、十几宿的火来制造，对普通人而言力所不逮，效仿时也自然降低了其原来的标准和要求。使其在普及过程中，原本的技术要求和质量标准自动消解。在时间的流逝里，终因被消解完毕而不传。两宋向来以精致生活为傲，末茶点饮、斗茶、分茶，莫不是其实例。然而，物之极必然反，点茶便是因此湮灭不传，宋朝，大概也是因此而亡了国罢！

文章出自：中华遗产 2014年第05期 作者：刘文
稿件整理：阿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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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点茶之风
诗人陆游曾在今天的杭州、南宋时的临安城写下了一首脍炙人口的诗，其中两句是这样写的：“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1958年，钱钟书先生为《宋诗选注》作注解时，将诗中“分”字注为“鉴别”。不料，语言学家蒋礼鸿先生看到这条注解，认为“钱先生所解，恐未免出于望文”。于是，他专程写了一篇短文《“分茶”小记》，旁征博引，言明陆游诗中的“分茶”其实是宋代一种点茶技艺。也许是看了蒋先生的文章，1982年再版的《宋诗选注》上，钱先生将注释改为：“分茶”是宋代流行的一种“茶道”。

那么，曾让大学者钱钟书都弄错的“分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在宋朝，人们是如何饮茶呢？

宋朝之前，茶叶在中国已经有了漫长的发展史。三国时期，魏国的张揖在《广雅》一书中记录了这种茶羹的做法：将茶末放在瓷器中，倒上水，用葱、姜熬成羹。据说，这是很好的醒酒汤，喝了后会彻夜不眠。似羹似饮，能解渴，还能充饥，这样的茶在唐宋之前都很流行。

唐朝茶圣陆羽不能忍受此种“吃”茶法，在《茶经》中他将其比作“沟渠间弃水”，压根儿就不能喝。而自唐朝而始的单煮茶叶的方法被茶圣大加赞赏，即：用锅煎煮碾好的茶末，只加少许盐调味，再分装到茶盏中待客，是为“煎煮法”。

宋代诗词中有关茶事的诗不胜枚举，但名满天下的宋代诗词中，弥漫的却不是“煎茶法”，而是另一种茶香，一种精致、闲适的气息——点茶。何谓点茶？其实，一个点字，就道出了关键所在。水烧好，点茶开始。将茶末置于温好的茶盏中，注汤，调成膏状，然后边注水边用茶匙或者茶筅击拂。茶筅，是点茶的专门工具，一般以竹制成，一端劈成数条，有助于茶汤产生泡沫。这些步骤，都记录在宋朝蔡襄所写的《茶录》中。在其后宋徽宗的《大观茶论》中，又有了更为详尽的论述。

点茶在宋朝的兴盛，与一个人有关，那便是蔡襄。庆历七年（1047年）十一月，35岁的蔡襄自福州知府调任福建路转运使。转运使是负责朝廷岁贡、物贡的官员。而蔡襄所负责的福建路，在宋代基本沿着唐代驿道由开封（当时称东京）至福州，再至泉州。这条路上有一个尤为关键的地点——建安。

建安在福建路的南端，位于福建北部，也被称之为“北苑”。自宋太宗初年，北苑茶园就给宋朝皇室贡茶。宋代赵汝砺所著《北苑别录》中记载，茶叶要先蒸，淋洗过后，“方入小榨，以去其水，又入大榨出其膏。先是包以布帛，束以竹皮，然后入大榨压之，至中夜取出揉匀，复如前入榨，谓之翻榨。彻晓奋击，必至于干净而后已”。

接着，还要对榨好的茶叶加水进行研磨。在精致上面，宋人可谓卯足了劲儿，由于当时认为茶末越细品质越高，一般的状况需要磨12次，而最顶级的“龙团胜雪”居然要磨16次。研茶的水，也非同小可，是颇有灵性的金沙泉水，能识贵贱。

研好的茶，填入特别的模子里，压制成型，再焙干即可。模子有圆、有方、有花，不过宋代贡茶所用模大都刻有龙凤图案，因而也被称为龙凤团茶。

徽宗赵佶比蔡襄小70岁，他即位时蔡襄已经去世33年了。他写成的《大观茶论》 其细致、全面令人叹为观止。徽宗对点茶的热衷，在一些历史文献中都有记载，大抵是他经常亲自点茶，一人乐不如众人乐，还会赐给群臣饮用。

圣上的喜好，极大刺激了宋代茶事的发展。那些主持贡茶的地方官员竞相争宠贡新，采茶的时间越来越早，所谓“萌芽先社雨，采掇带春冰”。徽宗宣和年间，居然发生过在头一年腊月供春茶的事情。即便是在福建，腊月茶树也来不及长芽，地方官员绞尽脑汁，“或以小株用硫磺之类发于荫中，或以茶籽浸使生芽”，确实有些过火。
还有一种活动，也随着这股自上而下的强劲风气兴盛起来，即：斗茶。有一则徽宗斗茶的传说：一次，一位飘须长者来到宫中要求和徽宗斗茶，徽宗忙令人拿出宫中最好的茶来，几个回合下来，徽宗竟然输了。徽宗为何会输？斗茶都斗些什么呢？

文章出自：中华遗产 2014年第05期 作者：刘文
稿件整理：阿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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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意映卿卿如晤：

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为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吾作此书，泪珠和笔墨齐下，不能竟书而欲搁笔。又恐汝不察吾衷，谓吾忍舍汝而死，谓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故遂忍悲为汝言之。

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司马青衫，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语云，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悲啼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汝其勿悲。

汝忆否四五年前某夕，吾尝语曰：“与使吾先死也，无宁汝先吾而死。”汝初闻言而怒，后经吾婉解，虽不谓吾言为是，而亦无辞相答。吾之意盖谓以汝之弱，必不能禁失吾之悲，吾先死留苦与汝，吾心不忍，故宁请汝先死，吾担悲也。嗟夫，谁知吾卒先汝而死乎！

吾真不能忘汝也！回忆后街之屋，入门穿廊，过前后厅，又三四折有小厅，厅旁一室为吾与汝双栖之所。初婚三四个月，适冬之望日前后，窗外疏梅筛月影，依稀掩映，吾与汝并肩携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及今思之，空余泪痕！又回忆六七年前，吾之逃家复归也，汝泣告我：“望今后有远行，必以告妾，妾愿随君行。”吾亦既许汝矣。前十余日回家，即欲乘便以此行之事语汝，及与汝相对，又不能启口；且以汝之有身也，更恐不胜悲，故惟日日呼酒买醉。嗟夫！当时余心之悲，盖不能以寸管形容之。

吾诚愿与汝相守以死。第以今日事势观之，天灾可以死，盗贼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污吏虐民可以死，吾辈处今日之中国，国中无地无时不可以死！到那时使吾眼睁睁看汝死，或使汝眼睁睁看我死，吾能之乎！抑汝能之乎！即可不死，而离散不相见，徒使两地眼成穿而骨化石，试问古来几曾见破镜能重圆，则较死为苦也。将奈之何？今日吾与汝幸双健；天下人人不当死而死，与不愿离而离者，不可数计；钟情如我辈者，能忍之乎？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不顾汝也！吾今死无余憾，国事成不成，自有同志者在。依新已五岁，转眼成人，汝其善抚之，使之肖我。汝腹中之物，吾疑其女也，女必像汝，吾心甚慰；或又是男，则亦教其以父志为志，则我死后，尚有二意洞在也，甚幸甚幸！

吾家后日当甚贫，贫无所苦，清静过日而已。

吾今与汝无言矣！吾居九泉之下，遥闻汝哭声，当哭相和也。吾平日不信有鬼，今则又望其真有。今人又言心电感应有道，吾亦望其言是实，则吾之死，吾灵尚依依旁汝也，汝不必以无侣悲！

吾生平未尝以吾所志语汝，是吾不是处。然语之，又恐汝日日为吾担忧。吾牺牲百死而不辞，而使汝担忧，的的非吾所忍。吾爱汝至，所以为汝谋者惟恐未尽。汝幸而偶我，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卒不忍独善其身！嗟夫！巾短情长，所未尽者尚有万千，汝可摹拟得之。吾今不能见汝矣！汝不能舍吾，其时时于梦中寻我乎！一恸！

辛亥三月念六夜四鼓，意洞手书。

家中诸母皆通文，有不解处，望请其指教。当尽吾意为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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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你的聆听。

介绍： 捉妖记之妖之道

我们的祖先闭上双眼，任由想象在灿烂的星汉之下，在丰饶的华夏土地之上驰骋。神，有神的立场，妖，有妖的无奈，而人类的视角，击碎了种族的壁垒。

有一本古书记载了各类妖怪的名称，形貌以及祛qū除方法，这就是赫赫有名的《白泽图》。相传，轩辕黄帝在海边遇到了名为白泽的神兽，白泽通晓万物之事，将天下的11520种妖怪统统告诉了黄帝，这才有了《白泽图》。也正因白泽对妖怪鬼神之事如此通晓，日本的妖怪学家水木茂认为，白泽是中国妖怪的领袖。在妖怪中拥有很高地位的白泽，被人们看作帮助人们驱妖伏鬼的瑞兽，纷纷在家挂起白泽画像。直到唐代还有记载韦皇后的妹妹用“白泽枕以辟魅”。

《白泽图》如今已经散佚，但这本书可是真实存在过的。据说诸葛恪就依据《白泽图》辨认过名为“傒囊”的妖怪。今天，人们仍然可以从其他古书或是遗迹中获得一些有关该书的相关内容。

敦煌写本保留了经过加工后的几页《白泽精怪图》，虽非原本，但仍然有极大的参考价 值。这几页《白泽精怪图》记载了几种妖怪以及对付它们的方法。比如山上的妖怪“善人”、 水中的妖怪“庆忌”、泽中的妖怪“委蛇”等等，想要不受它们的伤害，就要高喊他们的名字。这种简单而有效的方法，为的是克服人们对这些妖怪的恐惧。一旦人们不再害怕这些妖怪，这些妖怪也就不会出来伤人了。

不过话说回来，喊名字这一招也会被妖怪利用来害人。有不少妖怪喜欢喊人的名字，只要一回答就会着了它的道。鲁迅在《百草园与三味书屋》里也写了通过喊名字来确认目标，夜里来吃人的妖怪“美女蛇”的故事。可见，不管是人是妖，都要保持一点神秘性。

而另有一些妖怪，它们的诞生和人类自身的行为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这些妖怪的克星， 就与人类自身有关。
鲁迅曾向他的老师问询过汉武帝遇到“怪哉”的事情。在其他版本的传说中，汉武帝遇 到的妖怪名叫“患”。无论是“患”还是“怪哉”， 它们的克星都是酒。东方朔对此的解释是：这妖怪是由囚犯的怨气凝聚而成。因酒能解忧，所以一壶酒灌下去，妖怪就消失了。这正是人类自身“借酒浇愁”的一种具象化。

不过在降妖界有一个著名的法律漏洞，妖怪一定要除掉吗? 《子不语》中就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家人的女儿被狐妖所魇，一位邹姓神将斩了狐妖。狐狸们聚众报仇，这位神将让百姓为自己助威，一口气杀掉了数十只狐妖。结果狐妖们的头头狐祖师不干了，去向圣帝申 诉。有位秀才责骂狐祖师，说它纵容狐妖淫人妇女还敢来说情，罪该万斩。狐祖师反诘道，人类犯下通奸罪也就是杖刑，就算妖怪要罪加一等，也不过是充军发配，凭什么杀了这么多狐妖。结局是这位邹姓神将被调职罚俸，算是给了狐妖们一个交代。

那么，降妖者们捉了妖怪，到底当如何处置？就如狐祖师所说，人间有人间的律法，降妖界也总该有个章程吧？如果想去寻找降妖界对妖怪处置的规律，就会发现，实在是白费力气了。降妖者们或许会沉吟片刻，讳莫如深的告诉你：“只在一念间。”翻译一下，其实就是：不好意思，我们都是看心情的啦。

事实上，自明以后，妖怪的形象就已经与从前大不相同了。唐之前，妖怪虽然也会变化害人，但主要还是作为灾祸的征兆出现。宋元时期妖怪的“征兆”功能已经淡化，而本身的危害性却在增大。尤其是元代《西游记平话》中，各式各样的妖怪，在三藏法师的取经路上进行阻碍，搞得三藏法师“几死仅免”。而到了明清时期，神魔小说兴盛一时，无数妖怪也在书中登场，虽然大多数妖怪仍然以害人为己任，但是已不再阴森可怖。更多的，是比较新奇有趣，行为举止也和人类更像，其中与人类相爱的故事也不在少数。甚至出现了不少成为正面角色的妖怪。我们所熟悉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就是一例。它由一只妖怪而成佛，折射出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妖怪已经不再恒定地作为“恶” 的代表，也不会永远站在人类的对立面了。

以孙悟空为代表的一批正面妖怪的出现， 意味着文学作品中，妖怪的形象更加丰富多元。 从明清开始，“妖怪”所包含的意蕴就不是仅仅的怪兽或者灾难了，更多的是挑战社会规范的叛逆感，或者干脆代表社会里的种种恶行或人们恶念私欲。“捉妖”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消灭这些恶象，让社会回归正轨，让人们内心清明可见，怎么捉妖，取决于人是如何认识妖的。

文章出自《中华遗产》杂志2016年四月刊 《妖怪特辑》
撰文／乔博然
稿件整理：阿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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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假若你生活在一个妖异频出的时代，遇到妖怪作祟，你该向谁乞助呢？

别紧张，武圣关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早在宋朝，关羽就被称为“馘（guó）魔关元帅”。明神宗时，关羽又被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背负了在三界降妖伏魔的重任，挥舞着青龙偃月刀，斩杀为祸人间的妖怪。虽受封为伏魔大帝，关二爷仍然保留了当年为人时的些许可爱之处。

曾有一只狐妖在牛同人的家中作怪，被关二爷派人抓走，可他一时心软没杀掉，放回人间了。不想这狐妖不长记性，又跑去迷惑济南游击将军的女儿，关二爷不得不再派人去抓它一次。还有一次，是山西蒲州盐池被蚩尤占据，关二爷有些尴尬地表示：收拾蚩尤没问题，但蚩尤的老婆太厉害，自己一个人打不过，得去把三弟张飞喊来帮忙。

不过，如果你真的要去求他来降妖的话，千万要注意措辞。倘若一个不小心得罪了内心有点敏感的关二爷——哎！轻则挨几棍子，重则可是会被雷劈的。切记，切记！

假如你想选择一位更厉害的神仙，那么，可以去拜拜真武荡魔大帝。

真武荡魔大帝即玄武大帝，在道教仙话中为镇北极六天的尊神。 传说他“双睛掣电伏群魔，万骑如云威九地。”“有妖皆翦，无鬼不烹。”这位玄武大帝在升格成“帝”前，被称为“北极佑圣真武大 元帅”，位列“北极四圣”之一，负责管制酆都，扫灭邪魔。可以说是十分专业的除妖神仙。他的道场就在武当山，疑家中有妖怪作 祟的朋友，去武当山游玩的时候可别错过。顺便一提，我们熟知的天蓬元帅也是“北极四圣”之一，是真武大帝的同事。

如果觉得大帝们高高在上有点不接地气儿，那就去求求张、许、 葛、萨四位天师。他们在去天庭报到之前，都在人间留下了不少降妖伏魔的传说。

当下流行一个“宅”字，人们懒得出门。没关系，不妨贴门神吧。从神荼郁垒到叔宝敬德，代代门神都在保护着家宅平安。当然，我们熟知的钟馗也可以帮我们除妖抓鬼。作为抓鬼名人的钟馗形象实在太过深入人心，87版电影《倩女幽魂》之所以把本应是士人模样的燕赤霞，弄成满脸虬髯、凶神恶煞的样子，很大程度就是把这位能斩妖的剑客和我们心中的钟馗形象融合了。

其实，除了诸神，人也能够降妖。看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曹操对装神弄鬼的东西一向很反感。先是想要除掉左慈，后来又剑砍树神。在他早年平定河北时，还曾和一个叫度朔君的精怪起过冲突。要说这位度朔君倒也没干什么坏事，不但帮人寻亲，还劝人行善修桥来给母亲治病。但因为没给曹操换绢得罪了曹操，先是儿子在曹操打猎时被捉到，成了曹操的擦脸布。接着自己也被曹操放狗咬死。看来遭遇乱世，精怪们最好别和人扯上关系，哪怕是做好事也难免会被人干掉。

圣人孔子宣称“不语怪力乱神”，实际上却是个妖怪专家， 遇到妖怪时，他虽然不会亲自出手，也总会有弟子上阵。

《搜神记》中就有过这样一个故事：孔子一行人在陈国时断了粮，有人已经饿病了。这天，他在旅店里正弹着琴唱着歌，时间不知不觉到了晚上。忽来一怪人前来挑战，此人身长九尺余，着黑衣，戴高帽。孔子的弟子子路上前应战，就在双方僵持不下之际。孔子一眼看穿了对方是只大鳀tí鱼，就提示子路把手伸进对方的鳃里，制伏了它，孔子发表了一番长篇大论后，师徒几人美美地吃了一顿鱼肉。这鳀鱼精“满身风雨，从海上来”，自杀式的给孔子送口粮，这故事实在是令人哭笑不得。

除了子路，孔子的其他学生也有不少跟妖怪战斗过。以长得丑而闻名的澹台子羽怀璧渡河，河伯垂涎白璧，派了两条恶蛟来抢，却都被澹台子羽斩杀了。在鲁迅《古小说钩沉》中， 有一个颜渊斩怪的故事。说颜渊正在门口坐着， 来了一鬼魅求见孔子。这鬼魅“其目若日，其形甚伟”。颜渊毫不含糊，穿上鞋拔剑而前，卷扯其腰。这鬼魅现出原形，原来是一蛇怪，被颜渊秒杀。所以说，圣人不是那么好见的，尤其是对于妖怪来说。

可说了半天，捉住那些妖魔鬼怪有什么好处呢？许多故事告诉我们，降妖除魔除了可以令人心神宁静，还能获得物质上的丰足。《耳食录》里有一个故事，有个叫田乙的以捉鬼卖鬼为生，被人称为“田卖鬼”。有卖不掉的还会自己吃掉，据说味道还不错。此外还有种叫“银伥”的鬼怪，替贼人看守钱财，如果有办法超度了它或者把它干掉，那些财宝就全归你了。不管怎么说，也比西方那边得干掉一条龙才能拿到财宝实惠多了。

文章出自《中华遗产》杂志2016年四月刊 《妖怪特辑》
撰文／乔博然
稿件整理：阿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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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服饰的“时尚”可以用“善变”这个词来替代，刷新它的主要动力来自全球的风潮。中国古代呢？也少不了胡汉的“互动”。唐朝堪称衣装时尚的巅峰，也是胡衣全面深刻改变汉装的时代，这种改变令当今的时尚达人都叹为观止……这东西互动的结果，不仅改变了中国古人的“衣生活”，也在深刻改变着社会的方方面面。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胡汉互动，比如宋代理学大家朱熹。他推崇古人的衣冠礼法，认为那是秩序的外化。在他看来，“衣冠”当然不仅仅是几幅布帛，还事关儒家的价值观。他喜欢与门生议论服制沿革，内容以“吐槽”为主：“今世之服，大抵皆胡服，如上领衫靴鞋之类。先王冠服扫地尽矣”

也就是说，早在千年之前，我们的祖先就和国门重开时的父辈们一样，每每为外来服饰风潮而眉头紧皱，纠结程度有过之无不及。

不同文明间的接触多数因战争而开始。

诸侯征战、兼并剧烈的年代里，疆域较大的赵国，实力上却只能算二三流，而面对剽悍的北方游牧劲敌，显得更为孱弱。公元前302年，赵武灵王命令举国上下学习北方游牧民族的衣着，同时下令全军苦练骑射之技，用快马利箭的骑兵替代已经不适应新作战环境的车兵，最终打造出一支足以与群雄抗衡的强大军队。然而，这一过程的艰难远超我们的想象。

赵武灵王这套军装有一亮点，即搭配短款窄袖的右衽交领上衣。游牧民族的服装样式一直是以紧窄、贴身为特色的，特别是袖管，从先秦直到明清，几乎无一例外地采用贴臂、小口的设计，明显有别于中原衣裳广袖飘飘的风度。这对于出身贫苦的士兵而言也很亲切。中原的平民装也不乏窄袖的短褐，那些受衣袖肥大、衣带困扰的汉服，原本也不是为干农活的主儿准备的。

更贴心的是，赵武灵王特意将胡地的左祍改为右衽，这个看似微小的改动，其实涉及到精神层面。

眼看一支胡服的新军就改装一新了。来自朝廷的保守派却忍无可忍，宗室贵戚轮番发起指责，赵武灵王的叔父公子成 佯装病倒，以示不满。这下让国君也不自信起来，多亏前朝重臣肥义理智地支持他。赵武灵王于是鼓起勇气到公子成家里与他辩论，经过整整一天，成接受了他的理念。保守派的战线渐渐土崩瓦解。

这是第一次，华夏民族跨上骏马，与塞外胡兵一争长短。“赵国军服”也成为战国至秦汉的军装标准范式。

融合了胡人风尚与汉族传统的“军装”，到唐初还是武将公服的一种，频频出现在唐初的各种画作中，遥遥应和着先人“胡服骑射”的悠长回响。

唐代诗人李白的形象，多数人心中都有个轮廓，这是从画作、塑像与影视中得来：他身着修长又有垂感的圆领袍，头巾布脚潇洒下垂，腰间系革带，足登皮革靴……这套行头可看作唐代官式常服标准像，官式常服相当于今日的职场正装。

意外的是，这通身装束无一不是从胡风而来，可称“胡服四宝”，给后世常服带去范本。

圆领袍衫也称“袍衫”、“上领袍”，袍为夹衣，衫则为单衣，后来被通称为袍。这种袍服的左右襟在胸前交叠掩合后，以衣带或纽扣将衣襟上提到颈部，固定在颈的一侧，配合适当的裁剪形成一个圆形领口，这种闭合方式与前代汉服的“交领右衽”迥异，将人体遮挡的更为严密，增强了对风沙的抵御作用。

公元621年，唐朝开国君主、高祖李渊颁布了历史上著名的“武德令”，在这套中国首部行政法典中，对服饰制度作出了详细的规定：以冕服、祎衣等汉族传统服饰作为礼服，以风行全国的幞头、圆领袍等作为官员的日常办公服。

这套带有浓郁胡风的套装，正式纳入了国家政治生活，得到了正统的名分。

从先秦至盛唐近千年间“胡服”与华夏衣冠的频频交融，一如唐代。在大幅接受“胡服”后，初唐修身、紧致的潮流，从开元后期又开始被大幅改造。无论是女子襦衣还是男子圆领袍的衣袖，都走向宽松，到天宝年间已几乎看不到胡服紧致的本貌。安史之乱后的中晚唐时期，人们深恨外族势力打破生活的安宁和悠闲，血火烟尘中胡汉之别被再次强调，于是，男男女女的服装也日益宽大了。

时事代序，进入清末民初的时代，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国，遇到远比游牧胡风更为强劲的“西风”吹拂，服饰之变翻天覆地。莫说是明清服饰、唐宋衣冠，就连长袍和旧式裤袄这类传统服饰，也都很少见了。

胡马数番来去，家国几度沧桑，留给我们这样一个金句：“传统是过去的流行，流行是未来的传统。”

文章出自《中华遗产》杂志 2015年二月刊《天朝衣冠》，作者/北溟，稿件整理：阿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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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远古时代被供上神坛、奉为瑞兽的狐狸精是怎样成为淫妇的？

在文人的笔下，那些美貌的狐狸精不是见人就要勾引。要被它们看上，人类自己也得有几分姿色。比如在唐戴孚《广异记》中，即有一例：唐宋州刺史王璿（xuán）年少时俊美非凡，被一只狐狸精看上了。这只狐狸精不仅丰姿端秀，而且仪容恭顺，见长辈谦恭有礼，遇到小朋友也敛容致敬，逢年过节必给一家老小拜年送礼，得到全家上下的好感。后来因为王璿升官，妖不敢靠近，新娘子这才不再出现。

这样的狐狸精，简直堪比大家闺秀，只不过更多情，更慕色而已。

从魏晋到隋唐，狐狸精并不令人讨厌。他们美貌多情，喜欢美色却不大害人，可谓好色不淫。他们向往人间的家庭生活，甚至十分重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努力学习人间礼仪。

也有男狐狸勾引美女的。《广异记》中，唐吏部侍郎李元恭的外孙女崔氏，就因美貌遭了狐魅：狐化为一美少年，自称胡郎，久缠不去，任凭家人请术士作法也奈何不得。不过胡郎十分博学，久而久之，与李家人高谈阔论，竟颇为投契。他对崔小姐说：“人生不可不学。”于是请高人向小姐传授学问，从经史、书法到古琴，一 一悉心栽培。这只痴情又博学的男狐狸精，是一位完美的丈夫，可惜当李家人发现是他妖以后，便被杀之而后快了。

在以开放著称的唐代，狐狸精并没有后人想象中的淫荡。那种自由放纵、不知廉耻的狐狸精，是在宋代才“修炼”成功的。在理学盛行的宋明时期，狐狸精们大胆的追求起“自由的性爱”来。

从天而降的绝代佳人，在宋明小说中随处可见。一方面，我们会发现这个时期勾引人的狐狸精几乎全变成女人，美少年退出舞台。另一方面，这些狐狸精美女异常开放大胆，完全视礼法如无物。而现实中，妓女也常常被冠以狐狸精的称号。比如北宋文豪苏轼在《东坡志林》中载：“东坡摄署钱塘，有妓号名九尾狐。”

可见，妓女与狐狸精合为一体始于宋朝，而这正是中国社会上嫖妓最风行的朝代之一。有趣的是，这样嫖客遍地的时代，也是理学盛行的时代。于是狐狸精全面妓女化，成了理学家严厉批判的对象，也成了为男子开脱的最好工具。

比如南宋大儒朱熹先生，对《诗经·邪风》中的“匪赤莫狐”是这样解释的：“狐，兽名，似犬黄赤色，不祥之物，人所恶见者也，所见无非此物，国将危乱可知。”《诗经》只是描述了一下狐狸的颜色而已，落在理学先生眼中，竟成了亡国灭种的征兆。而同样的狐狸色，在上古还是“三德”之一，这里却成为“不祥之物”，人类的附会解释，恐怕连狐狸也无可奈何了。

有了朱熹等人的带头批判，狐狸精们只能去干被理学先生分配好的角色了，那便是勾引男人，吸人精血以助修炼，甚至祸国殃民，成为“红颜祸水”的代名词。比如明小说《封神演义》中的苏妲己，就是淫荡残忍、危害社稷的九尾狐。两汉魏晋时被奉上神坛的九尾狐，到此时被彻底打入妖界，成为狐狸精中最神通广大且危害最大的种类。

到了蒲松龄笔下，狐狸精变得前所未有的可爱，其中虽有败类，却不乏痴情善良之人。不过美丽的狐狸精和美丽的女鬼如何区分呢？关于狐与鬼的关系，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早有过解释：“狐，妖兽也，鬼所乘之。”可见在汉代人心目中，狐是被鬼驱使的妖兽。不过这可能是比较“低端”的狐狸精。因为在后世的种种记录中，往往是狐狸精利用了鬼。

唐《太平广记》中记载：“野狐名紫狐，夜击尾火出。将为怪，必戴骷髅拜北斗，骷髅不坠，则化为人矣。”狐狸为何非要戴上骷髅，才能幻化成人呢？

清乾隆年间的名臣纪昀在他的《阅微草堂笔记》中分析过鬼为何要幻化为人的问题：“盖鬼为余气，渐消渐减，以至于无，得生魂之气以益之，则又可再延。故女鬼恒欲与人狎，摄其精也；男鬼不能摄人精，则杀人而吸其生气。均犹狐之采补耳。”这也就解释了狐狸精和女鬼好色的原因。

狐鬼虽似，毕竟生死有别。也就是说，狐狸虽是妖兽，却是有血有肉的动物，而鬼则有形无质。如果换个说法，狐介于人鬼之间，相对于人是阴类，相对于鬼，则显现出阳的一面了。

古人虽觉阴阳有别，但并非不可转化。在古人看似泾渭分明的精神世界中，狐狸精往往充当着最暧昧的一环。正如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所说：“人物异类，狐则在人物之间；幽明异路，狐则在幽明之间；仙妖异途，狐则在仙妖之间。”

有了如此暧昧神秘的狐狸精，古人的幻想世界才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成全。

文章出自《中华遗产》杂志 2015年第四期《鬼文化》
撰文/谷继明
稿件整理：阿瞳
在中华遗产2016年4月刊《妖怪特辑》中，还有更多有趣的志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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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在《红楼梦》里，王夫人最见不得年轻漂亮的女孩子，她把那些有几分风情的少女，都看作勾引自己儿子的狐狸精。比如抄检大观园时见到唱戏的女子，就脱口而出：“唱戏的女孩子，自然更是狐狸精了！”于是不分青红皂白将戏班解散。

狐狸精勾引人的形象，在中国已是深入人心。不过如此危险迷人的狐狸精，却不是一日练成的。回头看看原初的狐狸精们，真相往往让人大吃一惊。

中国上古的治水功臣、夏王朝之父、华夏民族的祖先之一——大禹，娶了一只狐狸精。而这只狐狸精和后世臭名昭著的苏妲己竟是一个品种——九尾狐。

在东汉赵晔的《吴越春秋》里记载：大龄男青年大禹到了30岁还未婚娶，心中不禁着急。但他宣称娶老婆不能随随便便，必须要有吉祥的征兆出现才行。这天，他来到涂山，一只美丽的九尾狐突然出现了。大禹眼前一亮，觉得此物无论是白色还是九尾，都无比吉祥。他又听涂山人唱道，“绥绥白狐，庞庞九尾”，如果你在这里“成家成室”，就会子孙昌盛。于是大禹心中大喜，便娶了涂山氏的女子，名叫女娇。

这里所说的涂山氏，应该是一个以狐为图腾的部落。不过，无论传说中的大禹是娶了以狐为图腾的女子，还是娶了狐女，有一点毋庸置疑，九尾狐是一种十分受欢迎的瑞兽，它的出现象征着家业兴旺，子孙繁盛。东汉班固的《白虎通义》里对此说得更明确：“必九尾者何？九妃得其所，子孙繁息也。于尾者何？明后当盛也。”那蓬蓬长尾，正是强大生殖力的象征。

古人不仅需要九尾狐象征的生殖力，而且在特殊时刻，还需要它来捧场祝贺。《白虎通义》里又道，如果一个君主有德，就会有以下动物为他捧场——“凤皇翔，鸾鸟舞，麒麟臻，白虎到，狐九尾，白雉降，白鹿见，白鸟下”。而要名正言顺的改朝换代，也需要九尾狐的帮助。据东晋学者郭璞记载，九尾狐曾做过大周朝兴起的符瑞：“青丘奇兽，九尾之狐。有道翔见，出则衔书。作瑞周文，以标灵符。”

九尾狐何德何能，竟能担此神兽之职？

与后来人不一样，在远古时代，人们认为狐狸是一种有德行的兽类。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明确指出狐有三德：“其色中和，小前大后，死则丘首。”

古代传说，狐狸将死，头必朝向它出生的山丘。这是它恋旧不忘本的德性。这种德性，让君子都佩服不已。所以《白虎通义》里说，天子诸侯大夫服狐裘，就是为了用狐不忘本的德性来警示自己。

不过并不是所有狐狸都有资格当瑞兽。除了传说当中的九尾狐外，只有白狐和玄狐才是瑞兽。大概是中国的狐狸多为赤黄色，白狐和玄狐让古人十分稀罕，物以稀为贵，便把它们统统贡上了神坛。

在汉代和魏晋六朝，狐狸中的瑞兽十分受欢迎。那一时期的画像石、画像砖上，人们常常看到九尾狐与玉兔、蟾蜍、青鸟等吉祥物并列于西王母的座旁，成为不死的神兽。

当九尾狐被贡上神坛，享受人间绵绵香火时，另一些狐狸却开始堕落，成了妖精。

东晋干宝在《搜神记》里，讲到一位美女狐狸精。她化作美妇，自称阿紫，不招自来，自荐枕席，引得西海都尉陈羡的部下王灵孝丢魂失魄，尾随而去。
狐狸精化为美女来勾引男子，这样的形象，已和后世的狐狸精十分接近。不过在讨论狐狸精与淫妇的关系前，先来看看狐狸是怎么修炼成精的。

干宝曾在《搜神记》里借孔夫子之口，讲述了妖怪的起源：孔子及其弟子被困在陈国时，曾降服一条鱼精。对于突然出现的妖怪，夫子这样解释：“此物也，何为来哉？吾闻：物老则群精依之，因衰而至此。”再结合干宝在书中的其他解释，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动植物等天长日久，天地间某些精气便渐渐凝聚依凭在其中，而当物的本质被精气所乱，会发生质变，就成了妖怪。妖怪是衰败的征兆。而世间之物多能物老成精，这是一种普遍现象。

狐狸好不容易修炼成人，会选择当什么人呢？今人当然会以为是美女。不错。但在两汉魏晋时期，狐狸精其实更容易变成另一类人——书生。比如《搜神记》中的“吴中书生”是一老狐，变幻成“皓首书生”，而跑到董仲舒门下听讲的不速之客，则是老狸化身的书生。

大概是因为物老成精，狐狸精一般年龄都很大，在早期的变幻中往往变成老人。而选择书生这一身份，一方面是狐狸本身多智，一方面则拜当时崇儒的风气所赐。
也有道行极深的狐狸精，能够化为面如冠玉的少年书生。中国的狐狸精爱变成有学问的书生，也爱变成狐媚的美人。另外，《搜神记》亦道：“千岁之狐起为美女。”狐狸精越老越美，真是羡煞我等凡夫俗子。

令人意外的是，在魏晋六朝和隋唐时期，魅人的狐狸精中，男性占据了半壁江山。据山东大学专门做过狐精研究的任志强博士统计，魏晋时期，狐狸精化为男子的故事有7则，占故事总量的1/2；而唐朝的狐狸精化为男子的则有27则，占了2/5。

然而无论如何，狐狸好色的特点，在它们变幻为人之初，就被中国人浓墨重彩的渲染起来。

文章出自《中华遗产》杂志 2015年第四期《鬼文化》
撰文/谷继明
稿件整理：阿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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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上巳”一词最早出现在汉代初年，据《韩诗外传》所载：早在《诗经》时代，在溱水与洧水流域，三月水中泛着桃花的时候，众士女手执兰草，举行祓除仪式。在郑国的习俗里，三月上巳这天，人们在这两条河上招魂，以祓除不祥。所谓“祓除”，是古人一种袪灾求福的仪式，就是把那些被认为是陈旧污秽的东西从自己身边带走，使自己变得清新吉祥。祓除仪式其实是一种象征性的“大扫除”，人们一般会选择在季节变化的时间，举行一些象征性的清洗仪式，把自己身上的秽气驱逐干净。

再说说上巳节选日的问题。上巳原指夏历三月的第一个巳日。为什么选巳日而不选子丑寅卯日，也是众说纷纭。有说“上巳”通“除巳”、“上除”，即破除之意，化凶为吉的破除之法即是祓禊；有说“巳”与“子”原为一字之异体，又通“嗣”，上巳的本意即在求子，可惜的是，谁也拿不出确凿的文献依据，所有说法都只能是猜测。

有人说上巳节就是“三月三”，是不是这样的呢？上巳节的名字又是怎么来的呢？这些都与中国古代的历法系统有关。中国传统的二十四节气实际上是一种太阳历，而中国最早使用的夏历，则是以月亮历为基础的。上巳节的名字来源于“巳日”，这是干支记时的结果，因此，三月的第一个巳日在夏历中是个不固定的日子。自魏晋以后，大部分地区为了方便才把上巳的日期固定在三月三日，但也没有完全统一，在元代杂剧《墙头马上》就提到：“今日乃三月初八日，上巳节令”。由此可见，上巳节是一个迎接春天的日子，由于它的源头古远，反而更加增添了它传承的复杂性。

《周礼》中曾有一段被历代无数文人墨客征引过的记载：“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

“三月三”是个特殊的日子，青年男女正应该主动制造机会或积极接纳爱情。至今许多少数民族还时兴过“三月三”，青年男女游春、对歌，打情骂俏，正是这个节日的题中本义。

自古以来，人们就用“春”字来表达男女之间的情欲萌动，诸如《诗经》所云“有女怀春，吉士诱之”；又有《淮南子》曰：“春女感阳气而思男，秋士感阴气而思女，是其物化”；《西厢记》里也讲到“我则怕漏泄春光与乃堂，夫人怕女孩儿春心荡”

当春发之时，青年男女来到河边，洗手濯足，曲水流觞，成为春嬉中的一大要事。

到南北朝时，曲水流觞已经成为“三月三”最重要的春戏之一。《荆楚岁时记》说：“三月三日，士民并出江渚池沼间，为流杯曲水之饮。”此外，踏百草、斗百草、荡秋千、蹴鞠之戏也日益兴盛起来。沐浴着风和日丽的大好春光，人们总是会想出各种理由来认真地享受大自然的惠予。人若不通此理，无异暴殄天物。

和上巳节日期相近的节日有两个，一个是清明，另一个是寒食。也许是因为它们的日期挨得实在太近了，在西晋的时候，诗人就常常把这三个节日不加区分地混在一起。

王维在《寒食城东即事》中描述道：“蹴鞠屡过飞鸟上，秋千竞出垂杨里。少年分日作遨游，不用清明兼上巳。”诗题告诉我们，这是寒食节，可是，诗中却说，节日的种种活动，分明与清明和上巳无异。

我们知道，文化节日是可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迁的，可清明节气恰恰不是文化节日，它是由太阳运行和数学分割而产生的时间符号，是一种逻辑的产物，因而是不可变的，可变的文化节日不幸遇上了不可变的节气符号，结果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了，可变的文化节日必然让位给不可变的时间符号。

大概在唐之后，汉族地区的上巳节（三月三）和寒食节基本上都被清明节给兼并了，上巳节渐渐成了一个有名无实但异常美丽的文化记忆，尽管许多文人仍然喜欢以“上巳”之名入诗，抒发春日的喜悦或惆怅，但也仅仅是一种风雅的追忆。南宋范成大《观禊帖有感三绝》曾叹道：“三日天气新，禊饮传自古。今人不好事，佳节弃如土。”上巳节随着时代的前进，逐渐淡出了主流话语。

文章出自《中华遗产》杂志2008年第三期 撰文/施爱东 稿件整理：阿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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